如果只用一个词来概括我们这个时代,这个词就是科学。走在科学的道路上,我们对人类自身认识得更清楚了,对社会管理得更有效了,对自然改造得更成功了。科学的时代是伟大的时代,但科学无疑也不是万能的。一旦把今天的“科学”一词转化为《论语》中的概念“智”,我们就会更加明白:科学的时代要真正成为一个伟大的时代,仅有科学还远远不够。  

      最近几年来,社会上出现了一股《论语》热。先是《于丹〈论语〉心得》洛阳纸贵,后是李零的《丧家狗:我读〈论语〉》反戈一击。以今天的眼光看,孔子未必就是“大圣人”,同样也不是“丧家狗”,其实只是两千多年前我们民族一位杰出的智者。智者就是善于自我修养的人,就是能够居安思危的人,就是勇于社会担当的人,智者是普通人中不普通的人。  

     一个普通人要变得不普通,道路是漫长而又坎坷的。读《论语·为政》,我们会看到孔子说过:“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孔子15岁的时候有志于学问,30岁的时候懂得了礼仪,说话做事有了一定的把握,40岁的时候掌握了各种知识,困惑越来越少,50岁的时候通达了天命,60岁的时候听别人说话,立马可以分辨真假、判明是非,70岁的时候随心所欲,任何念头都不越出规矩。  

      人们知道,孔子一生执著于“仁”的追求。“仁”之一字,左边是“人”,右边是“二”,揭示了“仁”深植于人际关系之中。这个字在郭店楚简中还有另一种写法,就是上面为“身”、下面为“心”,映现了“仁”追求身心的和谐一致。孔子的思想体系,一般称为“仁学”,也有人叫做“人际关系学”。说法有所不同,实质上都需要以“仁的反思”来解读《论语》。  

    “仁”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道德”。做一个仁人,或者说做一个有道德的人,在孔子看来,有两个方法最重要。一个方法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自己想站得住,同时也要让别人站得住,自己想事事行得通,同时也要让别人事事行得通。另一个办法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连自己都不想要的东西,就千万不要强加于别人。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特殊的道德规范,但也有一些道德规范适合于所有的民族。“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即是其一,有人甚至以为孔子说的这句箴言好比普世伦理中的“道德金律”。这一金律相当于道德最底线的要求,最底线的要求恰恰又是最难做到的。仅仅只是记住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句话,未必就能够真切地践履“恕道”。这在今天是一个常识,在孔子的时代也是一个常识。  

     明白“仁”的重要性,还只是一个知识问题；在生活中落实“仁”的要求,则是一个实践问题。任何时候,实践都  是高于理论的。要化理论为行动,不能没有一股敢作敢为的勇气。孔子就反复告诫人们:“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这种“勇”,不是鲁莽的匹夫之勇,而是睿智的君子之勇。在西方,勇敢跟智慧、节制、正义一起,构成了美德的核心内容,被称为“四主德”。在中国,孔子把“勇”跟“仁”、“智”相提并论,被称为“三达德”。东西方哲人共同关注君子之勇,可见平凡的“勇”之一字有着深邃的哲学内涵。  

     今天,知识正在改善着生态,但道德是否起到了净化心态的作用,勇气是否发挥了捍卫世态的功能呢?所以,孔子说的“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论语·子罕》),以及相似表述的“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论语·宪问》),十分值得我们牢记。在复杂的“自然生态”面前,一个人之所以不会困惑,是因为他拥有着丰富的知识；在多变的“人类心态”面前,一个人之所以不会忧患,是因为他充盈着坚定的道德；在纷繁的“社会世态”面前,一个人之所以不会畏惧,是因为他具备着实践的勇气。我们这个时代难道不迫切需要“仁智勇”的联合出击吗? （杨海文/中山大学学报编辑部副编审、哲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