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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灿荣:金灿荣:“亚洲利益共同体”才能带来亚洲趋同
2016-01-20 5331
2015年7月12日,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举办的“全球命运共同体与中国企业发展新思路--2015中国与全球化圆桌论坛”在北京银泰柏悦酒店举行。这是国内首次探讨全球化与全球命运共同体的论坛,是中国与全球化智库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新型智库的一个有益尝试。80余位官、产、学各界精英汇聚一堂,共同把脉全球化浪潮,探寻中国企业全球化路径。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在“圆桌论坛二:从亚洲价值观到亚洲共同体”上发表以下演讲。本场议题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执行秘书长苗绿主持。


  “利益共同体”更为准确


  亚洲价值观在80、90年代有两个出现的依据。一是纯学理的,二战以后美国创造了同样的、相对开放的全球体系,而且也都给了一些援助,为什么很多国家拿了援助得到了市场机会,却没有成功?因为美国战后基本上排在前三位的受援国是以色列、埃及和土耳其。我们这边四小龙和日本拿到一点,但是不多。美国市场开放是公平的,为什么他们就没有抓住,他总是有一点道理的,因为像环境一样,只不过最后表现不一样。所以,学理上来讲要给一个说法,我想这是亚洲价值观提出来的原因。最早日本学者提出来,他们做的研究。


  当时还有政治原因,我们亚洲国家成熟时还都是新权威主义,朴正熙、蒋经国,包括李李光耀先生,他终其一生都是新权威主义;日本“五五年体制”到九五自民党模式其实也是新权威主义。当时西方人说你(指亚洲国家)虽然是成功的,但是有问题的,批评我们,说你的成果是不值得骄傲的,当然这帮兄弟们当然就要出来说。而且主要还是李光耀先生说的比较多,马哈蒂尔和一些日本政治家也说过一些,这些日本家有好几个是右翼政治家。


  1997年金融危机以后,国际舆论上、学界上“亚洲价值观”基本退居二线了,没有人说了。今天中国好像没有人谈亚洲价值观,我认为应该是有道理的,因为亚洲地区太复杂,要用一个价值观把它统一起来确实有一定的困难。我注意到基辛格先生出的《世界秩序》这本书上来就讲,亚洲的概念是西方人提出的,如何得好,有很多不同的文明。里面是很矛盾的,有基督教,有犹太教,有伊斯兰教,有印度教,有佛教,日本还有神道教,就挺复杂的。所以,硬把亚洲弄到一块儿可能非常困难,就不可行。


  我觉得我们现在提共同体,我个人理解,好像还不在于追求一个共同价值,而是追求共同利益,所以这个共同体应该叫利益共同体,叫这个可能更为准确一点。


  当代世界的意识形态分野


  现在中国希望提出一些共同的愿景,然后来促进经济合作,共同愿景本身就有一点想超越价值观,指当今世界的价值观我觉得比冷战还要复杂,当然我个人的观察,觉得今天的意识形态分野比冷战时还复杂,冷战时在主导天下的西方阵营内部是两派,一派是东方,一派是西方,一派强调社会主义,一派强调资本主义。非西方就是反帝反殖,拿到自主权,比较简单。今天意识形态的途径比冷战时还要复杂。


  我今天把意识形态分为几个类别,一类美国和西方阵营主导的普世价值阵营,这是最大的一类;第二类是16亿穆斯林,穆斯林根本就不听你的,1月7日巴黎查理周刊血案就是标准的文明冲突,那两个小伙子不要钱也不怕人报复,他就是说西方你利用你的言论自由侮辱我的先知,就跑到人家编辑部把10个老兄给打死了,这是非常标准的文明冲突,但42个国家元首跑到巴黎显示团结,说这是犯罪,不是文明冲突,这是现代版的指鹿为马,它就是文明冲突。所以这16亿兄弟肯定和那个阵营没关系了。


  还有就是二十几个国家,叫失败国家,他们是国际社会的“贱民”,海地、索马里,人家理都不理他们的。今天我们人类是有个耻辱的,按照现在的农业技术是可以养活150亿人的,可是居然有9.8亿人是生物学意义上吃不饱饭的,中国人一向吃多了,吃出“三高”来了。一定要知道,世界上有将近10亿人是吃不饱饭的。现在主导天下的普世价值,大概他们遗忘了这个。


  中国现在13.7亿人(卫计委的数字),根据中国农业科学院的专家,按照食品消耗实有人口14.5亿,当中大概几千万文科知识分子是信普世价值的,还被我们忽悠了几千万年轻人。14亿中国人理都不理你的,你问街头的人,人家管你什么价值?人家就一个价值“money,money,go my home”,就是赚钱。这14亿兄弟也和普世价值没有关系了吧?大家算算,是不是40亿跑出去了?


  还有10亿,是俄国及其小伙伴,这是一个阵营,俄国还是能影响一些国家,五个斯坦,三个外高加索、东乌克兰、东摩尔多瓦、白俄罗斯,大概也是两三亿人,这帮兄弟和西方的阵营也不一样。其实他是西方阵营里的造反派。


  还有一个阵营是南美,6—7亿人,把这帮兄弟加起来10亿人,那帮南美兄弟其实想加入西方,但他们在西方阵营内部是下层阶级,是受欺负的,是厨子、赶马车的,三保人员(保安、保姆、宝洁),所以他们是阶级矛盾。拉美人说我们拉美人的悲剧离上帝太远,离美国太近。祈祷上帝,上帝不理他,美国佬天天踹他们家大门扇耳光。所以,拉美有一种强大的政治思潮——“反美主义”,这也不在价值阵营里,算来算去70亿人只剩下20亿,你还号称普世。这是一个大的图景。


  这导致一个什么结果,导致亚洲现在不宜再去追求普世价值,你追求不到,你人为地制造矛盾。我个人认为,现在就是要建立利益共同体比较可行。否则,共同利益还没发掘出来先打起来了,文人害人就这么害人的。这是我的一个基本观点。


  在80、90年代情况下,李先生提亚洲价值有一定的道理,首先学理上就是有道理的,为什么在同样美国的体系当中,这个地方能起来,别的地方起不来,肯定有它的道理,在学理上应该挖掘。如果说清楚了,当然政治上它的行为合法一点,减少一点摩擦,冲突,不理解。所以,那时候说是有道理的。但现在有个新背景,和日本、四小龙不一样,在中国崛起新背景下,你再谈普世价值其实人家听着挺恐惧的,以后再谈中国价值那就是党中央说是什么价值就是什么价值,如果力量大到这个程度以后。亚洲价值作为历史现象就过去了,应该换个思想,就是追求利益共同体就完了。


  超大型国家该如何和世界共处


  中国是个超大型国家,用大国形容中国是不科学的,必须用超大型国家形容中国,如果我们有14.5亿人,那就意味着一个中国,相当于包括俄罗斯的两个欧洲,这是理解中国的一个现实,超大型国家的发展速度又特别快,因此一定要有强大的外部性。有些中国学者有一大问题,研究中国问题一般不注意外部性的,他客观上有外部性,又不注意,人家有反应以后你觉得很奇怪,说你怎么有反应呢?其实是你研究没到位,而不是人家反应不正常。


  超大型国家意识形态、原来的文明、价值观和你不一样,人家一定是有紧张的,一定是有矛盾的,这个矛盾其中有价值观的矛盾。塑造价值观没有几百年和残酷的冲突是不可能的,不是我们学者说说就管用的。不管是谁执政,这样的巨量、快速的增长一定有强大的外部冲击,而且这个外部冲击首先体现在周边,越远冲击越小。巴西他就容易接受一点,越南就很害怕,我说我们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越南朋友听着是毛骨悚然的,但巴西朋友听着很happy。这都属于常识,但坦率讲,多数学者常识是把握不好的。


  再加一个因素,你本身很nice,你这个块头,发展这么快速,别人很害怕,何况现在我们政策上确实有一点奋发有为。你块头很大,非常韬光养晦还好一点,再加一个奋发有为,这把人家吓死了。


  推动建立利益共同体要抓住四个要点


  现在往前走,推动建立利益共同体,我觉得主要抓住四个要点,第一还是强调控制安全危机,安全矛盾肯定是在那儿的,我们能不能把它控制起来。第二还是强调发展,亚洲国家多数,亚洲还是要区分一块,一块是东亚,然后是其他的亚洲,东南亚、东北亚能够说大一点,就是孔子的后台儒家文明圈都还是比较世俗主义的,强调现实利益的,充分努力共同发展还是能解决很多问题的。要安全还是要先活着,发展就还是要活得不错,当然最高层次要活得有面子,有尊严。


  这个尊严有两部分,一部分是外面,一部分是里面。我觉得我们确实在国际上还是要为亚洲争取一点尊严,这是我们可以共同寻求的。因为以前主导天下还是西方,国际体系它看上去中立,实际是不中立的。我们要为亚洲赢得一点外部尊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有一大部分原因是中心与边缘的关系,跟着西方跑处在边缘的位置,越做越送钱给人家,那是没戏的,所以要有一定的亚洲自主性。


  四是要改善国内自治,要善治,老百姓在发展当中要获得实惠,包括尊严的提高,这四个方面着手。大家把安全问题控制控制,共同发展,这方面中国起的作用更大一些,为亚洲地区获得共同的尊严。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当年要对各国统治者、精英提出要求,改善内部治理。在这四个方面着手,我觉得亚洲是可以趋同的,当然,中国肯定在这个过程中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中国肯定是亚洲老大。过去一百多年,亚洲一段时间由日本做老大,我认为这是历史的意外,就是日本搞的工业化,利用工业化的能力超越了农业中国,现在中国也工业化了。因此,日本的优势就彻底结束,当然就由我们来推动亚洲的合作,中国大概是从这四个方面去推动合作,应该是建立某种共同利益,共同利益体还是有希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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