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部建在连上：杜绝组织的“败血症”

　　一方面缺乏对组织的基本责任感，无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常理，可以为一己之蝇头私利而置组织的全局、利益和前途于不顾，甚至发展为种种损公肥私的腐败行为；另一方面在大权独揽时却又总是伺机将整个组织据为己有。——这种特殊的“组织行为”是任何组织都有可能遭遇的尴尬，也是组织管理面临的最大挑战。

　　当年的国民党就深受此害，而毛泽东却以“支部建在连上”的制度创新成功地解决了这个古老的难题。

　　“组织败血症”的幽灵

　　有一种可怕的疾病叫做“败血症”。这是一种严重的继发感染，当细菌从身体的某个感染部位传入血流时，如果人的免疫系统未能阻止细菌的继续繁殖，就有发生败血症休克的危险。这是一个潜在的威胁生命的疾病。

　　组织中同样存在着一种可怕的“败血症”，稍不留心就会终结组织的生命，这就是人所共知的“官僚主义”和“军阀主义”。

　　当年曾被毛泽东称之为“自由主义”的东西，其实质就是典型的“官僚主义”。在《反对自由主义》一文中，毛泽东总结了自由主义的11种表现，大体可以归纳为：不讲原则，不负责任，无组织，无纪律，一方面对损害人民利益的错误倾向和坏人坏事漠不关心，麻木不仁，或采取调和折衷敷衍了事的态度；另一方面又爱背地里讲坏话，发牢骚，搬弄是非，制造纠纷。毛泽东为什么称之为“自由”主义呢？这里的“自由”一词，其内涵是“消极”、“自发”或“放任自流”的意思。

　　“军阀主义”的表现则看似相反：他们将组织的一切视为自己的私有财产，将成员视做自己的“家奴”（当然不能在口头上这么称呼，却在制度与行动中体现）。

　　“官僚主义”和“军阀主义”的一个共同之处是：个人利益（而且是眼前的利益）极度膨胀、严重缺乏对组织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由此可见，“官僚主义”和“军阀主义”不过是“组织败血症”的硬币之两面。只要条件变化，它们就会相互转换。“官僚主义”者一旦大权在握，并且具备了左右局面的能力，就会产生将组织据为己有的冲动，最终演变为“军阀主义”；而“军阀主义”者则在不具备左右局面的能力时会无视组织的存亡，只图一己私利的满足，最终演变成为“官僚主义”。换而言之，在对组织的基本责任感和使命感沦丧之下，狭隘利己主义的冲动必然导致这样的结果：庸人会成为“官僚主义”者，而“能人”则会成为“军阀主义”者。

　　在今天的企业中，“组织败血症”的幽灵也同样无处不在。

　　当然，由于国有企业中存在的人所共知的“官僚主义”习气，以及美国GE公司的价值观中刺眼的名句“痛恨官僚主义”，使我们对存在于大中型企业中的 “官僚主义”并不陌生。

　　但是若想杜绝“官僚主义”却非易事，在更多的情况下只能进行最大限度的预防或扼制。几乎所有伟大的长寿企业都曾有过感染官僚主义恶习的记录，甚至连IBM这样的企业也未能幸免。

　　IBM的第5任CEO郭士纳（Louis Gerstner）曾经在他的自传《谁说大象不会跳舞》中回忆自己在1993年愚人节(4月1日)入主IBM时所看到的情景，“（IBM当时的）这种机制从总体上来说，不关心客户的需要，而只注重公司内部争权夺利。只要一声命令，公司的所有项目就会立即停止运营；官僚主义体系保护的是各自为政，而不是鼓励合作；而且管理团队也主要是主持工作而不是实际地去采取行动。IBM甚至还拥有自己全部的内部语言体系。”——郭士纳最终凭借非凡的才干将IBM这头蓝色大象训练成优秀的“舞蹈师”，重新焕发出巨大的生机与活力。这是后话。

　　然而，如果说企业面临“军阀主义”的威胁，则会让人不知所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并有“上纲上线”之嫌：企业怎么会和“军阀”扯上关系了呢？

　　正如前文所述，“军阀主义”的本质是在个人私利极度膨胀下责任感和使命感的沦丧；其基本表现为据组织的一切为己有。如果说企业“官僚主义”表现为不负责任的得过且过的话，那么企业“军阀主义”则表现为非法侵占企业资产。在国有企业内，“官僚主义”直接导致了企业的僵化和窒息；而“军阀主义”则导致了“内部人控制”之下企业资产（往往是国有资产或上市公司资产）的流失。　　

　　据《财经时报》报道，2005年的第一个月，“截止到2月2日，今年（2005年——引注）已有11家上市公司的12名高管落马。事发高管案例中，大多是由于侵吞国有资产等问题由外部监管机构查出。”这12名落马的上市公司高管，堪称“企业军阀主义”者的“杰出代表”；同时，他们的结局也同样揭示了“企业军阀主义”者在中国的必然命运：　

　　广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600332)原董事长蔡志祥、广州白云山制药股份有限公司(000522)原董事长李益民因重大受贿案，目前，正被广州市检察院审查。

　　1月15日，东北高速 (600003)董事长张晓光涉嫌挪用公款被吉林省人民检察院刑事拘留；同日，山东巨力 (000880)公告原董事长王清华涉嫌虚增利润骗取配股资格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

　1月16日，浙江东方(600120)前董事长刘宁生、前任副董事长吴建华涉嫌严重违反国家财经纪律从而造成国有资产重大流失，被浙江省纪委“双规”。

　　1月19日，开开实业 (600272)总经理兼三毛派神 (000779)董事长张晨涉嫌合谋侵吞数亿元国有资产被公开。

　　1月25日， ST京西 (000802)董事长刘利华因涉嫌挪用公款被刑事拘留；此外，东方创业 (600278)副总经理陶洪涉嫌经济问题被“双规”。

　　1月27日，深圳机场 (000089)公告，公司总经理崔绍先因涉嫌个人犯罪已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目前正在调查中。

　　1月28日，利嘉股份 (600696)发布重大事项公告称，公司日前接到四川省广汉市公安局通知，公司总经理陈翔因个人涉嫌合同诈骗罪，已被四川省广汉市公安机关逮捕。

　　但愿2005年这个“灰暗”的1月只不过是历史的偶然。

　　但窥斑见豹的感觉却分明告诉我们，这个“偶然”恰恰源自“必然”——这只是冰山之一角。这是一个令人极不愿意面对却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然而，我们应当清醒地看到，“组织败血症”之威胁的客观存在恰恰反映了在组织建设中，长时间以来未被人们足够重视的一个领域：如何通过制度设计使成员在实现个人价值（并非完全是利己主义的）的主观追求中，客观上为组织创造价值；或者说，如何避免因为人的利己本能之无限度膨胀而伤害组织的利益。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先贤们所开创的独特的政治工作制度无疑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深刻的启示。1927年9月29日毛泽东对秋收起义部队进行的著名的“三湾改编”注1　时，开创了“支部建在连上”的制度，后来又从党代表制发展成以“政治委员制”为核心的“二元首长制”。本书将这种政治工作制度统称为“支部建在连上”的制度。　

　　支部建在连上

　　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封建官僚主义思想依然主宰着国民的灵魂；国家正逢乱世，社会的无序使军阀主义思想四处弥漫。当时的中国社会普遍盛行的观念是有枪就有权、谁枪多谁就势大。共产党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之下创建自己的军队。若要想让这支队伍“出淤泥而不染”，首先就必须解决建立起对官僚主义和军阀主义思想的“免疫系统”。

　　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只有在军队内部实行官兵平等和民主参与的制度才是抵御官僚主义的唯一途径；同样，军阀主义的本质特征是士兵效忠于某些特定的将佐军官，只有对军队实行党的绝对领导，将士兵效忠的对象从特定的人物转向特定的组织（而这个组织又是代表士兵及其贫困家庭之阶级利益的组织），才能有效地防止军阀主义思想的侵蚀。

　　“三湾改编”觉醒了中下级军官和士兵的人格意识，这些觉醒的造反者也从此焕发出令敌人望尘莫及的战斗力。毛泽东在总结井冈山的斗争经验时深刻指出：“红军所以艰难奋斗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65～66页）。

　　1937年10月，时任红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的黄克诚在深入八路军115师调查研究时发现，红军虽然改编不久，又取得了平型关战役的胜利，但部队作风却起了很大变化，思想比较混乱，无组织无纪律的现象经常发生，军阀习气开始滋长蔓延。他认为这主要是由于红军改编时，受国民党的干涉取消了政治委员制度，政治工作被显著削弱所致。于是，黄克诚当即建议在部队恢复政治委员制度和政治部门，毛泽东等很快研究批复了这个报告，从而使短暂中断的政治委员制度得以恢复。

　　如果我们把“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一命题的深刻内涵简单地理解为党对军队的绝对控制，那是极其片面的，甚至会在延伸出更深的曲解。因为对组织的过度控制（或称过度管理）恰恰会导致组织的僵化，而这正是官僚主义滋生的温床。

　　在革命战争时期，共产党阵营内恰恰没有 “组织败血症”的任何容身之所。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首先，共产党对军队（或党内上级组织对下级组织）的控制或领导，绝不是片面的和僵化的行为控制，而是从政治、思想和组织方面进行根本性而非枝节性的领导——今天的企业一旦加强控制，就会采取不厌其繁复的程序或制度，进一步导致官僚主义习气的蔓延和组织的僵化。

　　其次，军队对党、下级对上级，都是对（党）组织的服从，而不是对（党）组织中某个人的服从。而作为领导核心的党组织，一方面是由全体符合条件的成员都可以申请加入的半开放的系统，另一方面又是由若干代表党组织意志的个人或集体组合而成，而这些个人或集体又分散在军队的各个角落。这样一来，共产党便能深深地融入军队之中，成为军队的“主心骨”。因此党对军队的控制或领导，靠的是“影响力”。

　　今天的企业之所以在加强“控制”时极其容易滋生官僚主义，并扼杀下级组织的活力，根本的原因之一，就在于“控制”的形式或过程中过于强调了法定权力的强制性作用。离开影响力的单纯的法定权力是脆弱的。

　　而组织的影响力通常只能通过精神穹宇来实现。

　　遗憾的是，今天的企业界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精神穹宇被边缘化和空心化的问题，使之摆脱在组织诸要素中始终处于“陪衬式”的尴尬地位，使精神穹宇远不能发挥出应有的作用。这样的组织从根本上讲是没有灵魂的“稻草人”。

在变幻莫测的竞争环境中“稻草人”式的组织极其容易被短期利益引入积重难返的歧途。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一文中指出，“军队的基础在士兵，没有进步的政治精神贯注于军队之中，没有进步的政治工作去执行这种贯注，就不能达到真正的官长和士兵的一致，就不能激发官兵最大限度的抗战热忱，一切技术和战术就不能得着最好的基础去发挥它们应有的效力。”（《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11页）

　　共产党曾经通过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制度安排来确保精神穹宇在组织活动中的核心主导地位。“党委统一的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本节内统称为“集体分工制”）正是这样一种重要的组织制度。

　　在集体分工制下，“一切重要问题”，“除紧急情况得由有关首长紧急处理外，均先由党委员会讨论，做出决定。”既然是必须由集体讨论后做出决定，那么一个基本的问题就浮出水面：即进行这种所谓的“集体讨论”的规则是什么？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精神穹宇的诸要素和上级组织的具体指示。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各级党委进行“集体讨论”的过程也是实践精神穹宇的过程，也就是共同实践党内主流规则的过程。无论集体讨论的参与者是否明显地意识到自己是在遵循这种主流规则，它都会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如习惯性的看法或行为、言行的禁区等。

　　我们设想一下，如果没有这种对“一切重要问题”的“集体讨论”的过程，那么就只能依靠人们的道德自律行为去实践精神穹宇，并且就会逐渐沦为一种可有可无的、甚至被权力肆意践踏的摆设。这正是精神穹宇被边缘化和空心化的根源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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