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位皇帝御注《道德经》
老子《道德经》博大精深，震古烁今，历史上曾有四位皇帝（唐玄宗、宋徽宗、明太祖、清世祖）诠注，史称“御注道德经”。
唐玄宗序
昔在元圣，强著玄言。权舆真宗，启迪来裔。遗文诚在，精义颇乖。樶其指归，虽蜀严而犹病；摘其章句，自河公而或略。其余浸微，固不足数。则我玄元妙旨，岂其将坠？朕诚寡薄，尝感斯文。猥承有后之庆，恐失无为之理。每因清宴，辄叩玄关。随所意得，遂为笺注。岂成一家之说，但备遗阙之文。今兹绝笔，是询于众。公卿臣庶，道释二门，有能起予，类于卜商针疾，同于左氏渴于纳善。
朕所虚怀，苟副斯言，必加厚赏。且如谀臣自圣，幸非此流。县（悬）市相矜，亦云小道。既其不讳，咸可直言。勿为来者所嗤，以重朕之不德。
宋徽宗序
《道经》：道者，人之所共由；德者，心之所自得。道者，亘万世而无弊；德者，充一性之常存。老子当周之末，道降而德衰，故著书九九篇，以明道德之常，而谓之经。其辞简，其旨远，学者当蔽识而深造之。
《德经》：道无方体，德有成亏。合於道，则无德之可名；别於德，则有名之可彼辨。仁义礼智，随量而受，因时而施，是德而已。体道者异乎此，故列於下经。
明太祖序
朕本寒微，遭胡运之天更，值群雄之并起。不得自安于乡裏，遂从军而保命，几丧其身而免于是乎。受制不数年，脱他人之所制，获帅诸雄，固守江左，十有三年而即帝位，奉天以代元，统育黔黎。
自即位以来，罔知前代“哲王”之道，宵昼遑遑，虑穹苍之切，鉴于是，问“道”诸人。人皆我见，未达先贤。
壹日，试览群书，检间有《道德经》壹册，因便但观，见数章中尽皆明理。其文浅而意奥，莫知可通，罢观之。后旬日，又获他卷，注论不同。再寻较之，所注者人各异见。因有如是，朕悉视之，用神盘桓其书久之，以壹己之见，似乎颇识。意欲试注，以遗方来。恐今后人笑，于是弗果。
又久之，见本《经》云：“民不畏死，奈何以死而惧之？”当是时，天下初定，民顽吏弊，虽朝有十人而弃市，暮有百人而仍为之。如此者，岂不应《经》之所云？朕乃罢“极刑”，而囚役之。
不逾年，而朕心灭恐，复以斯经。细睹其文之行用，若浓云霭群山之叠章，外“虚”而内“实”，貌态“仿佛”，其境又不然。架“空谷”以秀“奇峰”，使昔有巍峦，倏态成于幽壑，若不知其意，如入混吨鸿蒙之中。方乃少知微旨，则又若皓月之沉澄渊，镜中之睹实象，虽形体之如，然探亲不可得而扪抚。况本《经》云：“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以此思之，岂不明镜水月者乎？
朕在中宵，而深虑明镜水月，形体虽如，却乃虚而不实，非著象于他处，安有影耶？故仰天则水月象明，弃镜扪身则知已象之“不虚”。是谓物外求真，故能探其壹二之“旨微”。遂于洪武七年冬十二月甲午，著笔强为之辩论，未知后世果契高人之志欤？
朕虽菲材，惟知斯经乃万物之“至根”，王者之“上师”，臣民之“极宝”，非金丹之术也。故悉朕之丹衷，尽其智虑，意利后人，是特注耳。
是月甲辰书成，因为之序。
清世祖序
朕闻：道者，先天地而为万物宗，生生化化，莫得而名者也。惟至人凝道於身，故其德为玄德，而其言为圣言。老子道贯天人，德超品汇，著书五千余言，明清净无为之旨。然其切於身心，明於伦物，世固鲜能知之也。
尝观其告孔子曰：“为人子者，无以有已；为人臣者，无以有已。”而仲尼答曾子之问礼，每曰“吾闻诸老耽”，岂非以人能清净无为，则忠孝油然而生，礼乐合同而化乎？犹龙之叹，良有以也。
自河上公而后，注者甚众。或以为修炼，或以为权谋，斯皆以小智窥测圣人，失其意矣。开元、洪武之注，虽各有发明，亦未彰全旨。朕以圣言玄远，末学多岐，苟不折以理衷，恐益滋伪误。用是博参众说，艾繁去支，厘为一注。理取其简而明，辞取其约而达。未知于经意果有合否。
然老子之书，原非虚无寂灭之说，权谋术数之谈。是注也，于日用常行之理，治心治国之道，或亦不相径庭也。爱序诸简端，以明大旨云。
顺治十有三年，岁次丙申仲春朔日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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