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创始的那天就颇多曲折。如今在上海最为繁华的新天地附近，那座低矮的石库门建筑日日游人如织，人们在附近喝完下午茶，总想来这里转转。但96年前，“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发生，中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举行，却由于法国密探的干扰，不得不移到了浙江嘉兴南湖的一条游船上进行。

那只是一连串困难的开端。即便以最为简略的历史框架看党史，中国也已走过3个非凡的阶段：革命、建设与改革。这其中，既有长达28年的浴血奋战，也有教训惨重的坎坷时期，更有过被开除“球籍”的危险。在只有13位代表的中共一大，在“小米加步枪”的年代，在遭遇封锁的岁月，谁也难以料想今日超过8900万党员的执政党盛况。

但正是在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中，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在砥砺奋进的建设中，在锐意创新的改革中，历史选择了中国。

96年过得既快又慢。屹立在我们眼前的是一个度过了漫长岁月的政党，但“中国”这5个字的内涵与外延，却又复杂得难以名状。无论从纵深的历史视角，还是从横向的对比视角，如何看待中共，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课题。

一遍又一遍，中国不得不面对外界的好奇——它是如何带领13亿人民，走上今天这复兴之路的？

正如一千个读者眼中有一千个哈姆莱特，96岁的中国当然有着无数面孔。本文所分享的，是一种简单的视角。毕竟，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远没有结束，而中共提供着方案。

选择道路，选择未来

事后诸葛亮，比做诸葛亮要容易得多，正如倒推成功的原因，向来比成功本身要容易得多。

今天我们可以对世界说，中共在出发之际，就选择了一条正确的路。

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以一本厚厚的《二十一世纪资本论》引起广泛关注。这本书认为，资本主义体制是当今世界经济危机不断扩大和深化的根本原因。

皮凯蒂很容易在历史中找到共鸣。因为当年那本叫《资本论》的书，矛头最早指向了资本主义体制。上世纪初，这本书被引进中国，它与《宣言》及其代表的共产主义信仰一道，成为燎原的火种，在中国人的心中熊熊燃烧。

年幼的中共面前，并没有现成的道路。马克思指出了人类的终极命运，却没有指出可以抵达的每一个路标。

马克思主义诞生后的漫长的百年中，中国历史的马车行驶在没有道路的原野上，压出或深或浅的车辙。救国救民，国民党试过，失败了；军阀们试过，失败了；只有中国的实践，取得一个又一个成功！

有着500年历史的社会主义主张，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到实践、从一国实践到多国发展……最终发现，中国这片东方的土地是最适合它的。社会主义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开辟了具有高度现实性和可行性的正确道路。

寻找这条道路的过程，正是中共不断自我革命的过程。中国人始终坚持不躺在过去的功劳簿上，而是不断根据时代与任务的变化，主动赢得蜕变与涅槃。古语说，“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这个曾经领导人民武装革命的政党，在带领全国人民建设国家的路上，取得了让世界瞩目的成就，证明自身具有牢固的执政基础和强大的治国理政能力。

2013年1月，总书记在讲话中，从六个时间段分析了社会主义思想从提出到现在的历史过程，即空想社会主义产生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列宁领导十月革命胜利并实践社会主义，苏联模式逐步形成，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的探索和实践，我们党作出进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这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真实坐标。

这条道路来之不易，它来自改革开放30多年的伟大实践，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的持续探索，来自对近代以来170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来自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来自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把握。

指出：“道路决定命运，找到一条正确道路是多么不容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党和人民历尽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

他山之石，他党之赞

站在96年的时空坐标上回望，从兴业路到井冈山，从延安到西柏坡，从北京到全球……中共深深扎根于最接地气的基层，却也闪亮于最为高端的世界舞台中心。

那么，在如今的世界中，中共是一种怎样的存在？在对比与对话中，可以找到中共在世界的方位。

对很多政党来说，中共是学习的对象。从这个层面上说，中共许多制度探索与创新，具有世界性意义。

今年2月，西班牙执政党人民党召开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仿效中国纪律检查委员会确立的党内监督机制，设立人民监督办公室，加强党内治理，强化内部机制建设，接受社会各界的检举监督。出席大会的巴亚多里德人民党代表胡安·卡洛斯表示，在人民党内部，党员私下里会谈起中共的纪律检查委员会，认为这个机构在中共十八大后的成绩令人钦佩不已。

对很多政党来说，中共是值得尊重的好朋友。

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行政书记伊格纳修斯·乔姆波对此感受颇深。他感慨说，与非洲一百年前接受发达国家殖民时被灌输的理念相比，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主张，在理念上就有着天壤之别。

对许多国家来说，中共是很好的对照。

丹麦哥本哈根商学院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柏思德对比了中国与丹麦的不同。他说，丹麦有11个政党，每次做决定都要大部分政党的同意；中国的政党制度很适合中国的国情，非常有利于决策的执行。“而且今天中共党员更为年轻化，受教育程度更高，知识和能力更强，这是非常重要的。”

最让世界认可的，当属中共带领中国人民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绩。前不久，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承认，中国取得了很大成就，推动5亿中国人民摆脱贫困并迈入了中产阶级。这个数字与说法虽不尽正确，谈到的趋势却是各国的共识。

面向未来的中国，始终与世界各国政党保持着畅通的沟通。

来自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的数据显示，每年有300多个外国政党组织和中共代表团进出国门，既交流治国理政经验，也探讨国际和地区问题的解决之道。而海外对中共的兴趣，始终不断。“中国研究热”“中共报道热”不断兴起的同时，外国友好政党与中共交往的兴趣和愿望日益迫切。

“我了解到至少在中欧地区，有很多年轻学者研究中国和中国。他们当中大多数人都很年轻，因为这是一个新的话题。”匈牙利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马都亚说，如果有人想要理解中国，他必须要理解中国。

英国剑桥大学亚洲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马丁·雅克，一直关注中国与中国问题研究。他的著作《大国雄心》，聚焦于中国为中国选择的完全不同于西方的发展道路，以及这种中国式发展道路可能对世界产生的更大影响。“随着我对中国的了解更深，我看到，中国愿意以开放的姿态面对世界。”

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则昭示出中国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和主动探索。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李君如评价说，这就是中国的世界眼光，这种世界眼光不是看看而已，看了会想，想了会做抉择。

图为江苏省海安县南莫镇中心小学的老师为学生们讲解党徽知识。向中林 摄

从严治党，从根治起

权利与义务向来对等，责任越大，要求就越高。十八届六中全会公报认为，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党要管党、从严治党。

“新形势下，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2015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王岐山的这段分析，切中要害。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共将全面从严治党放到“四个全面”的战略高度上，体现的正是这个执政党在深思熟虑之后，对自身提出的极高要求。

制度创新，成为中共的必然选择。中共上下早已取得的共识是，只有扎紧制度的笼子，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运动式”的举措只能震慑一时，而“法治”比“人治”更可靠。

反腐从治标走向治本，在过去几年中不断引起外界瞩目。在反腐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的指导思想之下，打虎、拍蝇与猎狐成果卓著。今年初总结指出，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不敢腐的目标初步实现，不能腐的制度日益完善，不想腐的堤坝正在构筑，党内政治生活呈现新的气象。

让人印象尤为深刻的，则是中共在全面从严治党中，大力推进了党的制度建设。

巡视制度是其中的典型。中共边实践边总结，不但实现了党的历史上首次一届任期内中央巡视全覆盖的目标，还将经验上升为制度，于2015年出台《中国巡视工作条例》。更让外界惊讶的是，中共始终坚持着总结和提炼，今年5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关于修改〈中国巡视工作条例〉的决定》，而此时距《中国巡视工作条例》印发还不足两年时间。

党组织的作用，也随着制度的完善而越来越大。《中国党组工作条例（试行）》出台不久之后，新浪、百度、小米等著名互联网企业，纷纷设立了自己的党组织。中共推进的这一改革创新，开始在实体部门中取得“一竿子到底”的组织保障。

十八届六中全会更是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党内监督条例》，并将“全面从严治党”首次写进中央全会文件，从而把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正式上升为全党意志。

而在过去几年中，得到实践检验的好做法，普遍迅速完成了制度化、常态化，成为全党上下需要遵守的规章制度。例如，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取得成功经验后，今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的意见》。

数据显示，十八大以来，共有50多部党内法规陆续出台或修订，不断夯实着全面从严治党的制度基石。

2014年2月，提到了同志在南方谈话中的一个“预言”——“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如今看来，中共的制度的确日趋完善，却又永远在路上。

幽灵不灭，理想不息

无论何时，讲述中共的故事，都得从一个幽灵说起。这源自马克思在《宣言》中那句著名的“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这个幽灵，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为之奋斗。

著名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可能还想加一个视角。在2011年出版的《政治秩序的起源》中他这样写道：“国家并不受困于自己的过去，但在许多情况下，数百年乃至数千年前发生的事，仍对政治的性质发挥着重大影响。如想弄懂当代制度的运作，很有必要查看它们的起源以及帮助它们形成的意外和偶然。”这里一语道破的是，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其传统有着难以比拟的重要性。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强大文化基因，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所迸发的持久文化动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所指向的科学文化方向，这三者，共同建构并体现着中共的文化自信。而这个执政党的政治文化，也在岁月的磨洗之后，重新展现出最朴实、最初心的一面。

叫声“同志”，一个再简单不过的事，在去年引起全党上下的高度重视。过去，“逢长必叫、叫大不叫小”的官场作风也曾盛行一时，如今，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规定：“坚持党内民主平等的同志关系，党内一律称同志。”

称呼背后，体现的是对“官本位”的纠偏。政治生态的恶化，往往从“小事”开始，而相互称“同志”，促进着8900多万党员之间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提醒党员时刻注意自己的身份，和党内同志间的平等意识。

这个政党的进步，则始终依靠学习。在一个有着13亿多人口的大国长期执政，面对着太多在人类历史上“没有先例”的事，中共对自己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是以，从延安时期到现在，“本领恐慌”始终激励着人奋发学习。从政治局集体学习，到各级党校培训，从国内考察，到海外调研，中共党员的学习路径多、范围广，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而这些归根结底，都是中共执政能力建设的一部分。一个学习型政党，一个眼光长远的政党，一个带领全体中国人民走上复兴之路的政党，始终应当将执政能力作为审视自我的重要维度。

作为历经磨难与奋斗的执政党，中共不光有自信、初心与进步，还有矢志不渝的理想。理想信念，就是人的精神之“钙”。

“我们党之所以能够经受一次次挫折而又一次次奋起，”曾感慨说，“归根到底是因为我们党有远大理想和崇高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