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将成最不适合养老国家

　　根据调查机构的数据显示，未来20年，中国65岁以上的老年人数量将达到3亿人，庞大的老年人数量带来日趋严重的养老问题。过去中国人崇尚“养儿防老”的古训，自国家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养儿防老”已经成为一个不切实际的选择，经济学家陈志武也说过，养儿防老是一种不道德的选择。那么，中国人的养老到底要依靠什么呢？学者郎咸平表示，中国即将成为世界上最不适合养老的国家之一，他的观点主要来自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

　　养老金贬值后难当重任

　　首先是中国的养老金和CPI涨幅问题，按照政府的计划，养老金是中国人老有所依的重大支撑，然而事实并非这样，如果仅仅依靠养老金，那么退休之后的人们可能会面临极其悲惨的生活。以北京为例，目前北京一个普通家庭一年的生活费是5万元，如果CPI涨幅为3%，20年后要保持像现在这种生活水平的话，一年就需要9万块。假设离退休还有20年的时间，退休后还要再活20年，那么需要的养老费用是242万元。按照现在这种养老制度，如果月薪是4000块，再假设薪水的涨幅和通胀一样每年涨3%，那时候的养老保险金总共也只有37万元。它们之间存在巨大差异。

　　养老金使用尚待透明

　　其次中国的养老金制度存在着不透明、不公平、不负责几个问题。不负责主要体现在政府缴纳的20%的养老金会进入社会统筹账户，也就是说，这笔钱的最终是否会用于你的养老，根本不得而知。不公平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在跨省就业时，缴纳的养老金中有20%被“就地没收”了。第二是“低收入者费率高”，缴纳金额没有根据收入的变化作出合适的调整。不透明体现在没有制定相应的信息披露措施，也就是说，一旦操作的时候出现了失误，人们根本不知道。

　　多种模式各有利弊

　　无论养老金的多少，养老是每个人都无法回避的事情，对于中国人来说，将来的养老模式主要有五种。

　　居家养老。这是中国最传统的养老模式。也是比较普遍的一种选择。居家养老在舒适度、成本、隐私保护方面较有优势。但居家养老也有缺点，随着独居老人的增多，安全性如何保障成了一大难题，空巢老人一旦发生意外，邻居、家人又没有及时发现，很可能耽误救治。

　　日托。这是居家与社区养老相结合的模式，也就是老年“日托班”模式，这种模式如今受到更多欢迎。一来老年人仍然可以住在自己家中，自由性、隐私性较强，二来在需要“帮一把”的事情上，如吃饭、理发、就医、居家维修等方面都可利用社区资源尽可能方便老年人。

专业养老机构。作为专业养老场所，在安全性方面较有保障，特别是有24小时护理待遇的老年人，能够得到专人照料，突发情况下可及时送至医院。作为最大的机构式养老方式，养老院现在选择余地越来越多了，有比较经济但舒适程度较一般的公立养老院，也有各种民办或公私合营的中高档养老院。

　　高级养老社区。这类高级养老社区或是采用买断养老专用产权房的形式，或是缴纳数额不菲的“会员费”，为老人搭建的生活环境和设备当然也是一流的。

　　“候鸟式”养老。候鸟式养老是近来悄悄盛行的养老方式，老年朋友可根据季节转换、心情变化等来回就住于不同的城市和地区。最近几年，从“候鸟式”养老衍生出来的异地置业养老成了不少经济条件较好的退休族的选择。 当然， 少数喜爱旅行、经济条件较好的退休族还可以考虑环球旅游式养老模式，不过，经济成本会比较高，对老人的身体素质要求也较高。

　　人口结构不堪养老困局

　　不管哪种养老方式，都需要一定量的资金支持。当下物价飞涨，而且没有停止的趋势，伴随老龄化社会的到来，人口结构越来越呈现倒金字塔型，带给了年轻人巨大的生活压力。如果年轻人在抚养孩子的同时，在背负巨大的物价压力的同时，还需要为几位长辈完完全全地负担养老，这种负担，未免过于沉重，所以归根结底，养老问题的解决需要更多方面的支持。

　　提早参与未雨绸缪

　　养老问题的核心之一，是养老金问题。对于政府的养老金管理，需要更加制度化透明化，建议参考一些发达国家的管理方法和管理经验，通过设立专门的养老金管理账户来防止漏洞的出现。在改善后的养老金制度有可能满足基本养老需求的前提下，还是需要通过合适的商业保险来弥补养老经费，因为没有人希望自己在最低生活水准下熬过生命最后时光。人们现在就应该为自己的养老做准备，未雨绸缪。通过多种手段解决养老问题，做到老有所依、老有所乐，何乐而不为！

到目前为止，全球人口已经超过70亿。其中60岁以上的人口有8.93亿，占12.76%，到本世纪中叶，老龄人口将增加到24亿，占比超过25%。人口数字在持续攀升，女性的生育率却在逐渐下降，人口老龄化将成为全球性的困境。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其背后有社会宗教、文化和经济等各方面的因素。从文化层面来看，几千年来以家庭为核心的生产方式所产生的孝道精神，从道德层面约束着子女对父母及其他长辈负有反哺责任，而现代社会强调个人权利及独立意志，从文化根基上摧毁了子女和父母之间的伦理制约，“人口”生产者无论从法律层面还是从道德文化层面，与其“产品”之间都不再存在有保障的利益回报机制。从经济层面看，现代经济制度安排决定了“物品”的生产者可以通过产权制度得到充分的利益回报，而“人口”的生产者（父母）对其产品（子女）却无法拥有类似于私人财产的支配权和收益权。因此，减少人口的生产就不可避免地成为人类共同的选择。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生育率下降、人口再生产规模萎缩主要缘于以下几个直接因素：

　　第一，人口生产的收益社会化。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大量年轻人口从农村流向城镇，“老有所养”逐渐成为一个社会的制度安排而不再是依靠家族的香火传承。随着税收制度、养老制度等一系列社会再分配制度的完善，人口再生产的外部效应不断加强，年轻人口成为社会的公共产品，对社会的公共税收贡献永远大于对其家庭长辈养老的直接贡献。现代城市中，大部分退休老人是靠退休金、养老保险金和个人积蓄生活，依靠子女赡养的成分越来越少，生育子女的收益主要体现为情感愉悦，经济上的代际回馈即养老补偿作用大为弱化。

第二，人口生产的成本不断提高。现代社会人口生产的成本绝大部分由家庭承担。经济越是发达，女性受教育程度越高，就业收入也越高。怀孕、生产及哺乳对高学历、高收入和高职位女性的影响相对较大，其生育子女的机会成本和经济代价远远高于农村妇女和家庭妇女。根据《2011年世界人口状况报告》，到本世纪中叶，城市人口将占全部人口的一半左右。城市人口比重上升，受教育程度和就业比例的不断提高，必然带来家庭生育子女成本的普遍上升。农村孩子多，越是低收入家庭孩子越多，主要是因为生育子女的成本低导致的。

　　以上两个方面综合在一起，形成人口生育率下降的关键：即养育子女的成本和收益不对称。人类的生产、创造活动分两大类，一类是物质和精神产品的生产、创造，在这个领域，产权制度和专利制度保护了生产者对其产品的支配权和收益权；另一类是人口生产，生儿育女的父母对其产品——子女既不能享有支配权也不能享有收益权，儿童、年轻人都是社会的公共产品，优秀人才是社会的共有财富。社会越是发达，子女的公共产品属性越强，养育子女方面成本和收益的不对称程度也就越严重。

　　从经济人自利的理性出发，家庭人口再生产的意愿自然不断下降，所以，即便没有像中国“计划生育”这样的人口控制政策，女性的生育率依然在逐渐下降，家庭人口不断减少。这是“公共产品私人供给”导致的必然结果。

　　既然是经济因素导致人口老龄化成为世界性的难题，缓解这个问题的根本手段，自然是社会的制度安排和利益引导。

　　人口的繁衍不仅是人类作为整体持续生存的自然基础，同时也是经济社会正常发展的必要前提，“十年树木，百年树人”。21世纪，比环保更重要也更迫切的恐怕是改善全球的人口结构。

　　（作者系国泰君安证券高级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