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按统一方针行事

中国军人有“一切行动听指挥”的优良传统。这个传统沿袭于毛泽东对战术方针、战略方针及执行方针的统一。在大的方针政策之下，人民军队指战员们充分发挥自己的军事才智，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胜利。

在现代社会中，个人呼吁个性张扬，呼吁“我的地盘听我的”，而组织却强调整齐划一、步调一致。这看似矛盾，其实并不矛盾。整齐划一、步调一致是对组织的统一要求，是对组织成员个人的基本要求。只要管理者能够在综合权衡组织利益、团队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前提下，制定统一的战略方针和行动方针，组织成员就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个性、施展自己的才能，把工作做好。按统一方针行事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1）统一战略方针。毛泽东的对敌战略是根据形势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在土地革命战争初期，由于红军的力量非常小，红军是以游击战为主；在反“围剿”时，红军开始以运动战为主；在抗日战争时期，红军再次把游击战提高到战略地位；在解放战争时期，人民军队的作战战略再次调整，以运动战为主，并把运动战、阵地战和游击战紧密结合运用；而到了抗美援朝时，前期以运动进攻战为主，以后转为以坑道为主体的坚固阵地防御战为主。

在对敌方面，毛泽东强调重点打击方向应该只有一个，而且只要主要战略、战役方向取胜，就能把战略、战役全局搞活——战略防御时，通常把主要战略防御方向选择在对己威胁最大的方向上；战略进攻时，把主要战略进攻方向首先选择在敌人力量较薄弱、又能威胁敌人心脏的方向上；战略决战时，把首次决战的方向选择在敌人比较孤立、少援，又能断敌退路和援路的方向上。同时，毛泽东还主张：“对于敌，击溃其十个师不如歼灭其一个师。”

事实上，这种“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的做法，的确是非常有效的作战方法。在解放战争中，人民解放军很多时候都是在做好阻援准备的情况下，以数倍于敌人的兵力包围并迅速歼灭敌人，从而改变战争格局。

战略方针一旦确定，剩下的就是采取何种战术、如何执行的问题了。

（2）统一战术方针。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根据中国革命的形势以及红军的现状，提出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方针。这对红军在井冈山、赣南、闽西的游击战争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在游击战争中，湘鄂赣根据地的红五军提出了“化整为零，昼伏夜出，敌来我藏，敌退我追，敌左我右，敌往我截，彼合我散，彼散我合，虚张表势，避实击虚，集中围击，疲惫敌人”的游击战术。赣东北根据地的红军，在斗争中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游击战术——“出敌不意，攻敌不备，声东击西，避实击虚，集中兵力，争取主动，打不打操之于我，扎口子，打埋伏，打小仗，吃补药，吃得下就吃，吃不下去就跑”。

不管是哪支部队，总的战术方针是明确的，至于如何打，就要看部队将领的能力了。将领要综合考虑天时、地利、人和等因素，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敌而异，制定详细的作战计划，充分利用一切可用的资源。

在现代管理中，组织的战术方针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发展，如品牌、渠道、文化、研发等。对于某一管理职能，企业也要制定相应的战术方针。例如，在企业管理中，挖掘客户资源，可以采用人海战术；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可以采用围魏救赵战术；在危机公关面前，可以采用弃车保帅战术。

总之，战术方针的确定为组织执行力的提升创造了有利条件。要想进一步提升组织力，取得大规模的胜利，就必须采取统一战术方针。

（3）统一执行方针。组织的方针政策，只有得到有效执行贯彻才有意义；只有组织成员统一执行，组织的方针才能真正落地。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将我国建设中的各种关系归纳为十个，包括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这可以说是毛泽东在初步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之后，提出的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也可以说是军队建设的统一执行方针。

组织制定了有效的实施方案、设定了明确的操作流程或规定了可行的操作步骤之后，还必须要有执行，否则一切都是空谈，一切都将流于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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