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化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然而此刻是一个真正的变革时代。

金融危机的风暴动摇了延续多年的旧体制。全球经济治理结构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在众多国际观察者眼里，2009年G20由财长级会议升格为首脑会议是一个标志性事件。新兴经济体在全球事务中享有了更多发言权。

与此同时，对于全球金融监管新格局的期待日益浓重。能否在金融监管领域建立一个类似WTO的规则制定者、监督者和仲裁者？从率先探路的欧元到酝酿当中的亚元，区域货币一体化的尝试风生水起。

这是历史的转折点，这是一个巨大的弯道。一直依赖欧美外需市场的亚洲经济如何面对这个弯道？是否有超越领先者的机会？

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把自己定位为上述全球政治经济新问题的观察者和评论者。

曾经，他是一位政界名士。身为中国外贸部副部长、入世谈判首席代表，龙永图的执着、坦率、专业令谈判对手叹服。

这位从贵州山沟里走出来的社会活动家有一个宏伟又具体的梦想——通过自己的奔走推动亚洲经济一体化进程，并使这个地区的人们过上更有尊严、更有价值的生活。

博鳌亚洲论坛2010年年会开幕之前的一段日子，龙永图的日程表快要挤爆。尽管如此，他还是抽出时间，在3月31日接受了包括《第一财经日报》在内的数家媒体的专访。

亚洲面临“弯道超越期”

记者：现在我们还不能说全球已经摆脱金融危机，您如何看待眼前这个时间节点的世界大势？

龙永图：从我的观察来看，目前世界大势有一个重要动向值得关注，就是全球经济治理结构的重大变化。从8国集团到20国集团，全球经济治理结构出现新的架构、新的原则、新的力量。这是这次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产生的最深刻的影响之一，也是全球经济治理结构的历史性转折。

过去话语权掌握在八国也就是发达国家手里，现在新兴经济体崛起，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对世界事务的影响力更大。我认为，20国集团有可能成为21世纪全球经济乃至社会问题治理的主要平台。

记者：今年博鳌亚洲论坛的主题确定为“绿色复苏亚洲可持续发展的现实选择”，您如何理解绿色复苏的内涵以及它对亚洲的特别意义？

龙永图：绿色复苏首先意味着亚洲发展模式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也就是说，我们要进行亚洲发展模式的再思考。这次金融危机暴露了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弱点，粗放型经济已经不可持续。绿色复苏并不是引进几个新的环保技术就可以做到，而是需要一个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制度条件来保证。

绿色复苏的第二个含义就是引进低碳技术尤其是低碳的新能源技术。我认为发展低碳技术可能是亚洲实现超越式发展的一个重要机会。就像我们刚刚在冬奥会上看到的“弯道超越”，亚洲能否在低碳技术上取得进展，努力超越发达国家，这是实现绿色复苏的关键。

第三个含义就是要从以投资为主导转变到以消费为主导，但消费恰恰一直是亚洲的软肋。所以这个问题非得解决不可。今年博鳌亚洲论坛设专题讨论亚洲内需，这也是我们第一次专题讨论消费问题。

记者：考虑到亚洲的现实情况，您认为如何能有效刺激内需，实现亚洲经济的内生式增长？

龙永图：要使消费在经济增长中越来越发挥作用的话，要解决很多深层次的问题，比如社会不公、分配不均、社会保障体制不完善等问题，包括房价飞涨等问题。

如果不把老百姓的后顾之忧解决，如果不较快地增加人们的收入，特别是解决弱势群体收入增长的问题，就很难从根本上解决消费问题。老百姓手上没有钱，怎么消费？这是最简单的逻辑。

消费的问题表面上看是一个经济问题，我认为实质上是一个民生的问题。只有把民生的问题解决了，消费的问题才能真正解决。

中国政府现在特别强调解决地区之间、各行业之间、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解决全民的社保问题，这都是从根子上治本地解决内需不振问题，建立以消费为主导的经济模式。当然这不是一天两天能解决的，我们也不能急于求成。

金融监管需要“WTO”

记者：金融危机给世界的教训之一就是建立一个有效的全球金融监管体系。您认为它应该是什么样的？

龙永图：这次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就在于全球金融监管体系的缺失。在金融领域也应该出现一个类似贸易领域的WTO的组织。WTO是全球贸易规则的制定者、规则执行的监督者、贸易纠纷的仲裁者，在金融领域也应该出现这样一个机构。

记者：要建立这样一个全球金融监管的新平台，您觉得还有哪些困难和阻力？

龙永图：当然，这个比建立WTO更加复杂，因为现在以美元为中心的汇率格局还没有发生重大的变化，或是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欧洲人做了很大的努力建了欧元，本来在某种意义上会牵制美元，但是这次欧元在金融危机中的表现也不是很好。

亚洲谈了很多年建立统一货币的问题，现在在建立超主权的国际货币方面还需要做很大的努力，还要走很长的路。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也不用急于求成。第一步可以制定一些规则来加强对金融体制的监管，这是可以做到的。制定共同的规则和组织一个相对权威的监管机构，这些是可以做下去的，这也是需要逐步来做的，因为货币的问题比贸易的问题更加复杂。

在汇率上施压比贸易保护更严重

记者：金融危机之后，贸易保护主义在全球范围内都有抬头，您如何看待它对全球自由贸易的影响？

龙永图：我觉得贸易保护主义并不仅仅是反倾销、特保措施。对其他国家的汇率进行施压，认为改变汇率就能解决贸易逆差的问题，这是找错了原因，也是贸易保护主义的一个表现。所以贸易保护主义应该更广泛地理解，它不仅仅局限于贸易纠纷和贸易摩擦，应该说在汇率问题上施压比反倾销更严重，对有关国家的威胁更大。

对待贸易保护主义要保持高度的警惕，坚决地遏制，因为它恶化了全球自由贸易的气氛，特别在金融危机下的后危机时代，世界需要更多团结合作的时候，搞贸易保护主义实际上是破坏了这种基础，发出了一些错误的信号，对于全球经济的脆弱复苏是个巨大的威胁。

危机中的“反周期战略”

记者：吉利并购沃尔沃算是近期中国企业走出去的一个成功之作。也有些担心，比如它能不能消化掉，会不会带来新危机等等。您怎么看？

龙永图：如果不发生金融危机的话，李书福要花18亿美元买下沃尔沃是绝对不可能的。我过去谈中国汽车产业的时候就说，不要怕我们中国现在没有品牌，我们以后有钱的话可以把大众、奔驰买下来嘛，但是没有想到这么快，我原以为要20年，结果几年后就实现了。

对于担心，我认为是多余的。这是一个商业行为，是非常好的尝试，应该鼓励。如果你永远不参加国际比赛，就永远进不去。

这次金融危机给中国企业带来了很大的机遇，包括人才储备、海外并购、品牌购买等。这就是企业在危机过程中应该采取的反周期战略。吉利收购沃尔沃就是一个很好的反周期经营战略样本。

危中有机，经济下行的时候冷静出击，未雨绸缪，才能在复苏的时候脱颖而出。

用发展公共交通的理念发展房地产

记者：现在国际上有很多对中国房地产的评论，有人认为这是个巨大的泡沫，有崩盘的危险，您怎么看？

龙永图：首先我不赞成中国的房地产会崩盘这个说法。我认为真正的需求存在的话就不会崩盘。中国现在最需要解决的就是房改以后，如何建立中国保障房体制的问题。现在有人提第二次房改，我还是比较赞成的，第一次房改我认为方向是正确的，但也暴露了很多问题。

住房这个民生问题如果不解决我们这个社会要出很大问题。我认为要用发展公共交通的观念来解决住房问题。很少人关心宝马、奔驰涨多少，涨到200万一辆、300万一辆，老百姓也不管，因为有公共交通，他可以坐地铁、公交，甚至骑自行车。但住房的问题好比地铁、公交线路太少，自行车也不卖，这是问题所在。

解决目前房屋的关键，我想有两条。一是加大政府解决保障房速度，同时建立稳定的、安全的租房体制。通过建立由政府或半政府机构出面、政府管理的租房体制，使租房人感到安全，而且能够得到非常可靠的物业服务。

建立这样的租房体制也是中国服务业发展非常好的契机，会解决很多就业问题。如果这些问题解决了的话，我们的房价问题就解决了一半。

第二就是民众要改变住房的观念，不一定每个人都要有自己的房子，如果这个观念不解决，像社会上讲的丈母娘看到你是否有套房才把女儿嫁给你，那我们中国的住房问题永远都解决不了，很多人被逼到市场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