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劳动力优势最为显著，参与全球化过程中的“两高一正”（高投资率＋高工业比重＋贸易顺差）特征必然最为显著。计量分析表明，中国现阶段投资率、工业比重和净出口率基本符合一般国际规律和中国比较优势。比较优势是经济结构形成的根本原因，经济结构实际上存在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自我调整机制。政策和体制等只是结构调整的放大器或加速器，政策性结构调整要适应资源禀赋变化因势利导、顺势而为。一方面要着力消除因政策和体制扭曲所形成的结构扭曲，另一方面要在传统比较优势弱化时及早培育新的比较优势。

　　■智库观点

　　投资率和二产比重过高、消费率过低、服务业比重过低以及对外依存度过高、贸易顺差过大等被认为是中国经济结构的突出问题。这一结论基本上是通过与主要发达国家比较得来的，但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和转轨中国家，不能简单与发达国家进行比较。虽然大致可以和相同类型与发展水平的国家进行比较，但科学准确的判断则需要以反映各国共同趋势和普遍规律的一般模型为“标准”来衡量。理论上，产业结构主要是对需求结构的适应和反映，区域城乡经济结构是需求和产业结构在空间上的反映，内外经济结构又主要是需求结构和产业结构在更大空间上的反映，研究经济结构问题可以主要对需求和产业结构进行分析。在外需一定的情况下，投资和消费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需求结构主要看投资率和净出口率。由于农产品消费的刚性需求，一产比例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逐步稳定，产业结构主要是二、三次产业比例关系。因此，投资率、工业比重和净出口率在一定意义上是判断经济结构是否合理的主要指标。

　　“两高一正”是具有一定普遍性的东亚发展中经济现象

　　对世界银行数据库1960—2015年国别数据的比较研究发现，中国投资率、工业比重和净出口率与东亚主要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比较接近，与除去高收入国家的亚太国家组极其相似。可以说，高投资率、较高工业比重、正净出口率的“两高一正”是东亚发展中的经济现象，而不是中国经济的特殊问题。

　　（一）中国投资率变化趋势与东亚主要国家基本一致，水平创世界主要国家新高

　　1．中国投资率水平及变化趋势与东亚主要国家基本一致、后期趋势仍然一致但水平落差加大。1997年之前，中国投资率趋势与韩国、马来西亚、印尼、泰国等东亚主要国家接近，但水平较高；与亚太国家组趋势基本一致、水平比较接近。1962—1997年，中国投资率从15．5％上升到了37．7％，亚太国家组从15．3％上升到了36．4％，二者保持1—3个百分点落差。1997年后，中国投资率加速上升，韩国、马来西亚、泰国等急剧下降。中国与亚太主要国家趋势明显分化，与亚太国家组虽然也有分化，但变化趋势基本相同，呈平行线变化、波浪式上升。1998—2014年，中国从36．9％上升到46．2％，亚太国家组从33．4％上升到42．4％，保持3—5个百分点落差。

　　2．中国投资率变化趋势与同等收入国家组基本一致但水平落差逐步加大。中国投资率变化趋势与中下等收入国家组大致呈平行线，投资率水平高于后者15个百分点左右；与中等及中高等收入国家组呈现剪刀差变化，落差逐渐扩大。1962—2014年，中低等收入国家的投资率从14．1％上升到了27．9％，中高等收入国家从17．3％上升到了32．8％，中等收入国家从16．7％上升到了31．7％。中国与各国家组的落差从1—2个百分点分别扩大到了18．3、13．4和14．5个百分点。

　　3．中国投资率峰值明显高于绝大多数国家、创世界新高。2009年中国投资率达到峰值47．6％，高于主要国家峰值区间20％—35％上限10多个百分点，为世界最高水平，比第二、第三高的马来西亚（43．6％，1995）、泰国（42．9％，1995）高4—5个百分点。

　　（二）中国工业比重接近正常区间上限、变化趋势与亚太国家组基本一致

　　1．中国工业比重变化与亚太主要国家趋势大体一致、水平比较接近。1961年以来大部分国家工业比重呈现上升趋势，中国从32．6％提高到了42．7％，分为两个阶段性变化：1980年之前逐步上升，1980年之后呈波浪式变化。1990年以来，中国工业比重较快上升，2006年出现第二峰值后开始下降，趋势与亚太主要国家基本一致，与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比较接近。马来西亚于2004年出现峰值48．5％，峰值前上升6．4个百分点，峰值后下降8．6个百分点。中国于2006年出现第二峰值47．4％，峰值前上升6个百分点，峰值后下降4．7个百分点。印度尼西亚于2008年出现峰值48．1％，峰值前上升7．7个百分点，峰值后下降6．2个百分点。

　　2．中国工业比重曾与同等收入国家组趋势大体一致、水平比较接近。中国工业比重与中低等收入国家趋势大致相同，水平保持大约15个百分点的相对稳定落差。1990年之前，中国工业比重变化趋势与中高等收入国家组趋势基本相同、水平相差不大。1990年以后，与后者出现较大落差，但趋势仍基本相同，呈现平行线变化，在波浪型变化中略趋下降。1993—2014年，中高等收入国家组的工业比重从42％下降到了36％，下降6个百分点，降幅比中国高3个多百分点。

　　3．中国工业比重峰值相对较高，但未超过主要国家峰值区间上限及东亚主要国家峰值水平。中国工业比重在1980年和2006年两次出现峰值47．9％和47．4％，属于世界较高水平，但并未超过主要国家峰值上限水平，仍处于主要国家工业比例峰值经验区间。中国工业比重峰值接近但略低于马来西亚（49．7％，2005）、印尼（48．1％，2008）以及德国 （48．1％，1970）、智利 （49．3％，1974）、阿根廷（50．9％，1976）、波兰（50．1％，1990）等国，与属于奇异值的沙特（83．9％，1974）、阿联酋（63％，1982）和匈牙利（62％，1962）具有明显区别。

　　（三）中国净出口率趋势接近亚太及中高等收入国家组，水平明显低于东亚主要国家

　　1．中国净出口率及趋势与亚太国家组基本一致，略高于中高等收入国家组。中国净出口率水平及变化趋势与亚太国家组基本一致，表现出比较明显的东亚发展中国家特征。1970—2014年，中国净出口率从－0．09％上升到了4．07％，亚太国家组从－0．43％上升到了3．78％。中国净出口率变化趋势与中国当前所处的中高等收入国家组比较接近，但中国波动幅度大于后者，并且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大部分时期净出口率水平也略高于后者。

　　2．中国净出口率长期明显低于东亚主要国家，即便峰值期也更接近基本均衡而非严重失衡。中国净出口率长期以来明显低于马来西亚、印尼和韩国，新世纪以来也低于泰国。即使在全球化高峰时期，中国净出口率也相对居中，更接近基本均衡而不是严重失衡国家水平。2007年中国净出口率创纪录地达到最高水平7．6％，之后即明显回落。中国净出口率峰值与德国（6．6％，2007；7．8％，2015）相当，明显低于韩国（11．8％，1998）、印尼 （14％，1980；10．5％，2000）、马来西亚 （25．1％，1999；22．3％，2008）、泰国（15．6％，1998；9．4％，2009）等东亚国家以及智利 （13％，2006）、挪威（17％，2008）、荷兰（11．4％，2014）、爱尔兰（20．9％，2015）等，在贸易顺差国中属中等偏下水平。

　　“两高一正”是劳动力过剩经济体参与全球化的内在关联性共生或组合特征

　　（一）“两高一正”是具有共同影响因素的内在关联现象

　　1．投资率与储蓄率、城镇化率、工业比重、劳动年龄人口及经济增长率、人均GDP等多因素相关。计量分析表明，储蓄率与投资率正相关。中上等收入国家的城镇化率与投资率负相关，适龄劳动人口比例、非农就业人口比例与投资率正相关。高增长和转轨经济体的工业比例与投资率正相关。转轨、发达和低收入国家经济增长率、人均GDP与投资率明显正相关。

　　2．工业比重与净出口率、人均GDP、经济增长率、人口增长率以及投资率和劳动报酬比例等多因素相关。净出口率与工业比重呈现正相关关系，在中下等收入、高增长及转轨国家尤其明显。人均GDP与工业比重存在“先正后负”的倒“U”型或“抛物线”型复杂关系。经济增长率与工业比重呈现“有正有负”的复杂关系：在中下等收入、转轨和高增长国家呈正相关关系，在高收入国家呈负相关关系。中等收入国家人口增长率与工业比重正相关。中等收入及高收入国家的劳动报酬比例与工业比重负相关。

　　3．净出口率与工业比重、适龄劳动人口、出口率以及贸易依存度、外商投资比重、经济增长率等多因素相关。工业比例与净出口率存在较显著正相关关系，尤其是在中下等收入、转轨以及高增长国家。净出口率与适龄劳动人口比例也存在较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在转轨、高增长和东亚等国家尤其明显。出口率、石油出口占GDP比重也与净出口率正相关。高收入和东亚国家外贸依存度与净出口率正相关。发达国家和东亚国家的外商投资比重与净出口率同样正相关。高增长经济体增长率与净出口率也正相关。

　　4．“两高一正”是高增长和转轨经济体与劳动力优势相关的共生现象与系列特征。高增长和转轨经济体的投资率与工业比重正相关，所有国家的工业比重与净出口率正相关，表明“两高一正”是高增长和转轨经济体具有内在关联性的系列特征或共生现象，高工业比重和正净出口率是普遍性的关联现象。同时，“两高一正”现象在中等收入、高增长和转轨等国家与人口相关因素密切相关：投资率与适龄劳动人口比例、非农就业人口比例以及与人口结构等相关的储蓄率正相关；工业比重与人均GDP正相关，在中等收入国家与人口增长率正相关、与劳动报酬比例负相关；净出口率与适龄劳动人口比例正相关。表明“两高一正”是处于中等收入阶段的高增长和转轨经济体与劳动力优势相关的共生或组合现象。

　　（二）“两高一正”是以劳动力优势参与全球化的必然特征

　　第三次全球化是生产、流通和消费的全面全球化。各个参与国将之前国内过剩的生产要素拿出来，在全球范围内生产、流通并最终消费。由于资本是完全流动的，资源基本也是完全流动的，技术是不完全流动的，而劳动力则是完全不流动的，全球化生产必然在不能流动的生产要素所在国组织，过剩劳动力拥有国因此成为世界工厂。由于吸引外资来本国进行直接投资，其投资率必然被抬高。外资企业是为世界消费而生产，必然生产可贸易产品，“世界工厂”的工业比重比较高。产成品必然出口到世界各地，由于产成品相对于进口的零部件及原材料有所增值，其必然拥有正的净出口，从而形成了高投资率、高工业比重及正净出口率的“两高一正”现象。以劳动力优势参与全球化的国家“两高一正”特征突出与否，取决于其劳动力资源的过剩程度。

　　（三）中国劳动力优势最突出必然最具“两高一正”特征

　　1．“两高一正”特征符合中国资源禀赋比较优势。投资率与储蓄率、劳动年龄人口、非农就业比例等正相关，与城镇化率负相关，中国储蓄率居世界前列，适龄劳动人口比例较高，非农就业人口比例还有提升空间，人口城镇化率比较低，因此投资率高具有一定必然性。工业比重与经济增长率、人均GDP及净出口率正相关，与劳动报酬比例负相关，中国是高增长和转轨国家，现阶段人均收入不足1万美元，人口增长较快，劳动报酬比例不高，必然呈现高工业比重特点。净出口率与适龄劳动人口、出口率、贸易依存度等正相关，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比例比较高，出口率和外贸依存度居中，出现一定程度的净出口率比较正常，中国出现“两高一正”现象并非偶然。

　　2．接受国际产业转移致使中国“两高一正”特征明显。从国际视角来看，中国投资率较高、位居世界主要国家前列，除了本国工业化、城镇化相关的正常的产业和基础设施投资外，还源自两个因素——承接国际产业转移而来的“转移性”产业投资和为此进行的“配套性”基础设施投资，由此导致投资率高于主要国家正常区间上限水平。中国工业比重在改革开放之初已经触顶回落，由于外资流入和国际产业转入，在1990年代重新上升并于2006年再创新高，但仍然处于30％—50％的一般或正常水平区间内，只是接近区间上限而已。中国工业比重之所以在逐步降低之后又再创新高，主要源自国际产业转移。外向型经济的“转移投资—可贸易产品生产—出口”链条关系，导致中国不是在贸易顺差和逆差之间波动，而是持续保持净出口。可以说，工业化、城镇化的正常投资加转移性产业投资和配套性基础设施投资，工业化的正常工业发展加产业转移以及由此导致的持续净出口，形成了中国的“两高一正”特征。作为导师口大国，中国劳动力资源最为丰富，“两高一正”特征相对其他东亚新兴经济体就更为明显。

　　“两高一正”是因比较优势而形成并变化的阶段性特征

　　（一）中国与东亚主要国家投资率趋势分化或源自比较优势变化

　　中国投资率走势与东亚主要国家在1997年之后出现了分离，尤其与韩国、马来西亚和泰国等形成了明显反差。可能的解释是，受东亚金融危机冲击，一些产业从韩国和东南亚国家转移到了中国，导致中国投资率持续上升，而亚太国家组则明显下降，东亚主要国家投资率大幅度回落并从此保持较低水平，与中国出现“此消彼长”更替关系并持续保持较大落差。同时，由此开始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使中国在工业比重没有明显变化的情况下投资率持续提高。由于投资率与消费率的跷跷板效应，且消费率变化相对滞后，中国消费率趋势从2000年之后与亚太国家组发生背离。产业转移的投资回报不一定在中国转化为消费，或汇回母国形成母国消费，在抬高中国投资率的同时压低中国消费率；或进行再投资，进一步加大了中国投资率，放大了中国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关系。

　　（二）“两高一正”因劳动力优势而形成、也将随劳动供求关系变化而变化

　　中国与东亚主要国家投资率趋势反差，也意味着一国经济结构可能伴随资源禀赋比较优势变化而发生变化。从更长时间来看，日本及东亚其他国家和中国投资率高峰期形成了波浪式接力状态，峰值呈现4—5个百分点提高，反映了东亚产业转移与国际投资的变化轨迹。伴随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供求关系变化，劳动力成本优势弱化，中国的国际产业分工地位也将逐渐变化，由吸引投资“引进来”变为“走出去”投资，投资率将趋于下降，工业比重也将随之下降，净出口率将一并下降，“两高一正”特征将逐渐弱化。根据我们的预测，“十三五”时期，伴随比较优势变化，中国投资率、工业比重和净出口率均将逐步下降，“两高一正”现象将不再显著。伴随中国从商品输出向资本输出的逐步转换，全球化将从发达国家推动的阶段转向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共同推动的 “双轮驱动”新阶段，中国将从全球化的受益者转变成为全球化的施益者，接受中国投资和产业转移的国家有可能逐步出现高投资率、高工业比重和持续净出口率等“两高一正”及类似现象，“两高一正”将伴随国际产业转移而在国际间转移。

　　（三）调整优化经济结构要因势利导、顺势而为

　　经济结构形成的根本原因是比较优势，特定经济结构因为某一比较优势而形成、也将随之而变化，经济结构实际上存在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自我调整机制。政策和体制等因素只在边际发挥作用，属于结构变化的放大器或加速器。政策性的结构调整要适应资源禀赋变化因势利导、顺势而为，尤其要通过政策调整和体制改革来消除因为政策和体制扭曲而造成的结构不合理。在比较优势仍然存在时，不必人为规定经济结构比例关系，提前放弃市场份额；在比较优势变化时，不能人为阻止结构演变，而要未雨绸缪，及早培育新的比较优势。

　　根据基于各国现实数据的一般模型，现阶段中国投资率、工业比重和净出口率等主要结构性指标，基本上符合理论预期值。由于模型内在地去除了各国特殊性，比较好地反映了各国经济的发展趋势和共同规律，预期值可以视为理论最优值。据此判断，中国虽然曾在短暂时间内出现一定程度的结构扭曲，但并不存在明显或持续的经济结构不合理，需要客观看待现阶段的经济结构特征。现阶段经济结构调整不应过分拘泥于经济结构存量问题，人为压低投资率、净出口率或工业比重，或为了压低投资率、净出口率和工业比重等而人为放弃应该进行的基础设施或设备投资、放弃仍具竞争力或改造潜力的传统产业，而应着眼于经济结构增量，把重点放在培育新的增长点上。

　　虽然部分传统行业的产能过剩和无效投资是客观存在的，但并非所有的投资都是导致重复建设和铺张浪费的无效投资。目前基础设施、设备更新改造和节能减排等领域的投资短板仍然十分明显，投资补短板十分必要和紧迫。新兴产业是明天的支柱，传统产业是今天的基础，发展新兴产业十分必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同样十分必要。改造传统产业既是需求也是供给，应该客观看待并积极支持。要将产业结构调整重点从三次产业比例关系调整转变到内部结构优化上来，加减法并举，该发展的积极发展、该升级的及时升级、该改造的加快改造、该淘汰的坚决淘汰。一方面要在化解个别行业产能过剩的同时，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和传统产业改造提升，培育产能过剩背景下的竞争新优势；另一方面在抑制个别生活性服务业畸形发展的同时，积极发展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和人本型生活服务业，形成具有动态竞争力的新优势。我国虽然存在持续净出口，但净出口率并不太高，要实事求是地看待外需，巩固提升传统出口优势，积极培育新兴优势，推动外贸优化升级，充分发挥出口对稳增长的支撑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