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指出，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人民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我们深深知道，每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但只要我们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每个人的工作时间是有限的，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责任重于泰山，事业任重道远。我们一定要始终与人民心心相印、与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夙夜在公，勤勉工作，努力向历史、向人民交出一份合格的答卷。每个人都有理想和追求，都有自己的梦想。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中国梦，我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个梦想，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历史告诉我们，每个人的前途命运都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共同为之努力。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一定要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把我们的党建设好，团结全体中华儿女把我们国家建设好，把我们民族发展好，继续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奋勇前进。我坚信，到中国共产党成立１００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一定能实现，到新中国成立１００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一定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能实现。

    李克强指出，深化改革，千头万绪，但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要化繁为简，突出重点，积极寻找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突破口。找准了突破口，就会事半功倍。东中西部地区情况不同，突破口也要因地制宜。要更加尊重规律，转变政府职能，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与社会的关系，经济领域要更多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社会领域要更好地利用社会的力量，包括社会组织的力量，把应该由市场和社会发挥作用的交给市场和社会。这也是改革的方向。现阶段推进改革不仅要继续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在很大程度上要触动利益。如果利益格局固化了，经济社会发展就缺乏活力。调整利益格局，要善于在利益增量上作文章，在利益预期上作调整，同时稳妥推进存量利益的优化，这样可以更好地凝聚共识，减少改革的阻力。改革过程中，要更加注重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使所有人都能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应有利益。当然，有些改革可能会有局部的、短期的阵痛，但从全局看、长远看，受益会更大、更持久，最终使人民群众得到更多实惠。市场经济本质是法治经济，体制改革与法治建设相辅相成。推进改革要依法行事，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规范改革程序，成熟的改革经验可按程序上升到法规和法律，用法制巩固改革成果。改革要有灵活度，鼓励先行先试，在法律框架内的要大胆推进，中央政府及有关部门可给试验区更多授权。这样的改革试验虽然是渐进推进的，但步子会更坚实，可以避免大的波折。我们身上肩负着发展和改革的重任，要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齐心协力，依靠集体智慧和人民的力量，以更大的勇气和智慧深化改革开放，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的更大成绩。

    郑必坚认为，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国家瓜分豆剖、人民积贫积弱；90多年后的今天，国家团结凝聚、人民充满希望。90多年前，中华民族饱受蹂躏、任人宰割，今天则是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展现出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这一历史大变动由何而来？综观全局，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就是有一个能够依据世情、国情、党情的不断变化和人民伟大实践的不断深入，而不断发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的主心骨和领路人。这个主心骨和领路人，就是中国共产党。她是实现“中国梦”的领导核心。新世纪新阶段，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基于中国国情。解决中国问题的“中国梦”，绝不是别的什么梦。比如，在能源消耗上，我们就做不起人均年消费25桶石油的“美国梦”。又如，在人口流动上，我们也不会做那种在世界近代史上曾到处建立海外殖民地来实现自身发展的 “欧洲梦”。中国只能是脚踏实地，在自己的国土上依靠自己的力量去解决庞大的人口转移问题。还有，在增强综合国力上也绝不做“苏联梦”，我们不会一股劲地搞军备竞赛，对外“输出革命”，当然更不能像美国这样的唯一超级大国满世界搞军事基地。我们的中国梦，从根本上说，一是要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二是要用和平的方式、文明的方式实现国家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需要强调，“中国梦”的实现，关键在于我们自身的发展。在本世纪第二个10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定性阶段这个新的历史起点上，作为仍未摆脱不发达状态并且处在竞争更加激烈的国际环境之中的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我们思想解放的中心课题必定仍然是，也只能仍然是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也就是要在前30多年改革发展成就基础上，从量和质两方面（尤其是质的方面），实现中国人民生产力的新的更大飞跃。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强有力地推动我国在21世纪第二个10年以至整个21世纪上半叶实现经济社会更高水平和更大规模的发展和进步，才能真正做到持续改善民生、全面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并且真正强有力地应对多方面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严峻挑战。在严峻的挑战面前，我们坚持谋求 “三个超越”：一是超越西方大国近代以来依靠殖民主义掠夺世界资源完成工业化进程的老路；二是超越当年的德国、日本等军国主义依靠发动战争来重新瓜分世界的老路；三是超越霸权主义搞超级大国争霸和争夺势力范围的老路。我们清醒懂得，即使到2020年全面建成了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我国还是处在并且仍将相当长时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此而来的多方面任务的两重性、复杂性，要求我们深刻地给以注意。正如党的十八大报告所要求的那样：既不妄自菲薄，也不妄自尊大，始终做到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顽强奋斗、艰苦奋斗、不懈奋斗，我们就一定能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一定能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我们有信心，这样的“中国梦”必将成为时代强音。

    陈先达认为，虽然鸦片战争以后无数志士仁人抛头洒血，中华民族复兴却只是他们遗恨终天的梦想。只有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立足中国实际，找到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新中国刚成立时，我们不会造汽车，更不会造飞机。可是我们在百废待兴、国家仍然不富裕的时候造出了“两弹一星”，打破了少数国家的核垄断，而且在不少领域取得了重大成绩。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取得的成就更是举世瞩目，由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方面都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历史经验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道路决定命运，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道路、制度是中华民族复兴的根本保证。中华民族复兴是一条充满坎坷的崎岖之路，一些国家并不乐意看到中华民族的复兴，更不乐意看到中国的崛起，将和平发展的中国视为对自己的威胁。在国外，中华民族复兴面临强敌环伺；在国内，我们取得了伟大的成绩，但同样存在各种隐患，包括严重威胁政权存在的贪污腐败，迅速发展时产生的诸多并发症，如贫富差距的扩大、生态环境的恶化以及教育、医疗、住房改革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党中央一再教导全党应该有忧患意识。一个真正的爱国主义者应该是具有忧患意识的有识之士。民族复兴是全党的事业、是全民的事业，需要全国各族人民、需要从事各行各业的人们的共同努力。我可以断言，如果不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复兴必然落空。如果真有“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我以为这“一言”就是“马克思主义”。

    厉以宁表示，从1979年到现在，中国的双重转型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我们应当认识到，这一切都只是阶段性的成果，还不能认为我们已经实现了目标模式，更不能认为我们已经圆了“中国梦”。“中国梦”将一直鞭策我们继续努力，继续前进。我们的目标是明确的：从体制转型方面说，我们要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发展转型方面说，我们的目标是要实现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城镇化，建立现代化社会，使全国人民走向富强，使和谐社会得以实现。在我们面前，还有一系列改革正等待我们去完成。这里包括：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国有资本配置体制改革、财税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资源产品价格形成机制改革、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与城镇化相适应的管理体质改革、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改革、教育资源均衡配置体制改革、科技管理和激励体制改革等等。没有上述这些改革，“中国梦”是难以实现的。改革必须继续推进。气可鼓而不可泄，改革绝对不能半途而废，中途停顿下来，可能前功尽弃。改革的道路上，必须知难而进。拖延，只能使改革为此付出的代价更大、更沉重。“中国梦”是亿万中国人的美好愿望，也是他们愿意为之艰辛劳动、忘我拼搏的实践行动。没有这种愿望，不会产生与此相应的实践行动；而没有相应的实践行为，“中国梦”是无法成为事实的。愿望促进实践，实践完成了多年的愿望。尽管“中国梦”的实现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且必定是分阶段实现的，但只要大家齐心协力朝这个目标走去，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止我们前进的步伐，也没有任何困难可以难倒我们，阻碍我们。江平表示，我的中国梦，就是法治天下。吴敬琏表示，我不太觉得中国梦是一个新的问题，大致上从鸦片战争使得中国开始睁开眼睛看世界以后，就意识到自己大大落后于世界一些先进的国家。所以有了“中国梦”，特别是对于我们这一代人，还包括我们父辈那一代，都不是新的东西。在世纪之交，中国梦有几个新的要素：富强、民主、文明，十八大之后，又加了一些，比如说自由。如果背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的方向，它是绝不会有好结果的。十八大之后，中国改革往哪里走，有一点应该说是明确的，坚持市场改革方向。另外，在建立法治国家和提升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方面，也提出了新的要求。茅于轼表示，习主席号召实现中国梦，其实过去的三十年已经实现了一个梦。我常说，如果一个人30年前睡一觉今天醒过来一定不认识这个国家，以为自己是做梦，这30年的成就堪称奇迹。所希望的是不要把路看错了，又回过头去。这30年我们始终保持开放，没有脱离世界大潮流，不管你承认不承认普世价值，我们都在其中做出进步。

    许小年说，改革是最大的红利，改革的方向也非常明确，即打破现有束缚，让资源自由流动，取消户籍制度，进行土地制度改革，“中国梦是可实现的梦，而不是一直做梦”。胡祖六说，我梦想的理想中国，是一个富强的中国，民主的中国，也是一个文明的中国，一个非常和平的中国。这跟美国梦就是完全完全一致的，就是机会均等。汪丁丁说，中国梦是一个口号，是新的领导人向公众提出的口号，同时也是新的领导人对新政的一种愿景。首先，中国梦不能是美国梦，这一点很重要。滕泰说，国富民不富不是中国梦，大国小民不是中国梦，人民富裕才是中国梦。当然，要实现人民的富裕，并不是大规模的私有化或瓜分国有资产，因为任何一个阶段不尊重既定产权关系，都会为下一个阶段更不尊重原有产权留下隐患——今朝张三把资产划归私有、明天李四又把它收归国有，改来改去，最终陷入“产权改革陷阱”。李长安说，收入分配作为社会经济运行的结果，反映的是整个社会的健康状况。要想顺利实现“中国梦”，增加国民的幸福感，必须把公平正义作为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核心原则和主要目标。应从扫除制度性障碍入手，尽快形成公平合理的制度环境。

    依我看，共产党人应该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开辟法治条件下有限政府的现代化道路；应该在不断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做大财富蛋糕的前提下，坚持公平正义以分好财富蛋糕实现共同富裕；应该在城镇化深入推进的过程中，自始至终保护好农民权益并保障好农民致富的机会；应该在混合所有制大战略的引领下，破除行政垄断让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共享配置资源的权利；应该在中央地方各级财政公开透明的同时，强化社会保障作为减震器或安全网的特殊功能。也就是说，在资源配置领域，或损害老百姓利益的时候，要果断退出，有所不为；在加强自身约束监督方面，要摒弃一己之私，提高法治意识，切实践行李克强总理强调的“对市场主体是法无禁止即可为，对政府则是法无授权不可为”；在放权让利上动真心思下苦功夫，坚决杜绝与民争权夺利的不良行为，力争做到为人民服务。所以说，中国梦不是远在天边，而是近在眼前，只要共产党人在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的武装下，不忘开放性发展性包容性，坚守法治理念，以老百姓真正受惠为宗旨。况且，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的实践已经反复证明，中华民族是最勤劳最富有创造力的民族，只要敢于斩断捆绑在他们身上的层层绳索。更进一步讲，如果要问我的中国梦是什么？作为一位经济研究人员，大抵说来有三方面：[1]开门见山讲，就是希望下一步深化改革，能够在“做实产权，做强市场，做小政府”方面出好文章。所谓做实产权，就是土地农民化，国企民营化，银行大众化；所谓做强市场，就是要素市场化，包括劳动市场化，土地市场化，资本市场化；所谓做小政府，就是政府除了在“国防安全.法治秩序.社会保障和宏观管理”这四个方面发挥作用外，一定要厉行无为而治，坚决退出市场，规规矩矩做有限政府。其实，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减少政府干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实现资源自由流动，优化配置，提高效率，彰显公平，共同富裕。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世界知名经济学家斯坦利-费舍尔教授主张，一个典型地进行改革的经济必须在六大领域作出重大变革，即宏观经济稳定化，价格自由化与市场改革，企业改革，贸易自由化与货币自由兑换，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创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律和制度框架。近期，诺贝尔奖经济学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教授撰文指出，中国问题在于市场太多而政府太少。我认为，他说对了一半，确实政府该做的没有做。或者说，做得很不够。但是，市场还远远没有到位。更进一步讲，中国深化改革的核心工作就是摆正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强调法治。请注意，是法治rule of law，而不是法制rule by law。法治的要义是保护私权，限制公权。而工具性的法制是加强公权，轻视私权，与市场精神相反。[2]过去三十年，是通过一项又一项的经济改革来逐步展开的，譬如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国企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民营经济发展，大大小小的经济开发区，分税制，商业银行制度，宏观管理体制，等等，我把这一时代称作“小改革时代”。未来三十年，改革的重心将转移到政治改革.社会改革和文化改革等方面，而主要是政治改革，我把这一时代称作“大改革时代”。或者说，按照我的大小经济学的提法，小改革时代局限于经济系统内部，而大改革时代将拓展到经济系统以外的广阔领域。根据我的新痛苦指数的提法，政府在宏观管理方面有三项重要工作要做：第一，治理通货膨胀，即降低通货膨胀率；第二，治理失业，即降低失业率；第三，治理基尼系数，即降低基尼系数。也就是说，通过这三方面的有效治理，新痛苦指数自然就会减小，以达到强化老百姓幸福感的目的。[3]关于农村的问题，我有许多话要说，但是限于个人偏好，这里仅谈一下农民的养老保险问题。农村现在的情况是，子女必须缴纳保险，然后父母才能领到养老保险。而且，数额太低，每月不到百元。可以说，起不到让老年农民安享幸福晚年的实质性作用。别的不说，就拿我国台湾省来讲，在多年研拟的基础上于1995年5月正式由“立法院”通过“老农津贴条例”，规定凡65岁以上且参加农保6个月以上者，都可领取每月3000元台币的老农津贴，台湾行政院决定老农津贴于1995年7月正式发放，并分别于2000年、2006年和2007年提高到4000元、5000元和6000元。另外，[2008年]农民的丧葬补助是一次153000元台币（约3万人民帀），生育一次20400元，残废日领340元。要知道，台湾的人均收入大约只有大陆的5倍。我们粗略做个计算，现在60岁以上的农民是一亿多，按照每个人一个月300元，那么一年就是3600亿。而中国2013年的财政收入是12.91万亿，只占约3%。按照每年财政收入的增长率是10%，只要拿出增长中的三分之一不到，就可以了。所以说，办这个好事公平事，就看决策层的决心和魄力了。说白了，我就是有一个转型中国梦，即在个人自由得以彻底张扬.个人权利得以彻底解放和个人创造性得以彻底发挥的同时，实现国家治理法治化.民主化和现代化。实质上，无论是全面小康社会，现代化，还是中华民族复兴，都是为了实现上述目标。甚至可以说，如果偏离了个性大解放和治理现代化的目标，无论是全面小康社会，现代化，还是中华民族复兴，极有可能都是虚假的.畸形的和扭曲的。大家都知道，尽管转型的任务具有长期性.根本性和战略性，但是相当具有实现性.迫切性和有效性，值得追求，值得付出，值得坚持。这个转型，不仅仅是单方面转型，而且是全方位转型，是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的核心工作，任重道远，必定有再造中华之功，愿天下有识之士，坚持到底，争取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