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管理实际上是在人清醒的时候，用意识大脑去制订一些东西。因为人的意识大脑有个特点，想让它工作，必须要安静。所以凡是用意识大脑工作的人声音都很轻，你要想扰乱它，你就叫他不断地动。为什么军队经常组织战士跑步，因为运动的时候人的思维就跟不上，你叫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
   米店在王永庆的苦心经营下赚钱了。后来他用十年卖大米的钱买了50亩地。1943年开始做木材生意，他赚了5000万台币。卖十年大米才挣50亩地，贩一两年木材就赚了五千万台币。这5000万台币是一个大数字，因为旧台币比人民币值钱，所以5000万台币至少超过5000万人民币。所以说，做的行当不一样，赚的钱数就不一样。
   1954年，王永庆开始办台塑，当时台湾的经济刚刚起步，他就跟随趋势办起来了。
   由此可见，制定战略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要把握外部的机遇。
   不同层面的战管理策略解决的问题不一样。比如我举一个例子，假设咱们现在接了一个项目，想在门口建一座大桥。这就会产生一个项目战略，这个战略肯定是属于部门层面的。这个项目的战略决定我们要将这个大桥建成什么档次的，是多花钱还是少花钱，是技术含量高还是技术含量低，我们想做成景观性的还是功能性的。这就会产生一个词，叫“定位”。
   我们准备建造的档次是高一点还是低一点，这叫高端定位还是低端定位；我们准备建成景观还是建成一个实用的桥梁，这叫功能定位；我们准备借助这座桥打品牌还是用来挣钱，这叫公司的内部定位。有些项目可以不赚钱，但是为了打品牌，为了建立关系，可以做，这就是一个战略的问题。这个层面的战略就是战略的一个应用。其实真正的应用指的是一个组织，它在未来要面临哪些大的机遇。
   西方人在研究战略的时候和我们中国人不一样。西方人更多的是要寻找战略的根据，我们更多的是研究战略的结论。
比如上海港请麦肯锡做了一个战略咨询花了300万美金。麦肯锡送给上海港三句话，第一句话叫全球化，第二句话叫东北亚战略，第三句话长江战略。有人问上海港的陈总，你觉得花300万美金买这三句话值不值？陈总说，“东西值不值，要看我们拿到的是什么。我准备在洋山港投2000亿，但是我不知道对不对，我用这300万美金证明了我投2000亿是对的。”西方人是为战略找根据，所以西方制订的战略可靠性比较高。
   西方人特别重视工具的作用，而且西方人愿意通过你使用的工具来判断你的水平。比如说我们国家现在医疗水平高，绝对不是因为医生水平高，而是因为我们使用工具的水平提高了。过去看病是把手放在胳膊上号脉。给大户人家的小姐号脉，还要弄根绳绑在她的胳膊上，叫悬丝诊脉。那个要求太高了，所以当医生先要练听力，练感觉。西方验血就是验血，要CT，要B超，它有一套获得准确信息的方法。所以大家一定要相信西方对工具的信仰。现在美国有一种细胞级的检测技术。利用这种检测技术检查身体都不用抽血，从头一直检查到脚，所有的细胞它都能给你分析一遍。据说在美国做一次大概需要40万美金。
   可以说，西方人对工具的使用已经做到了淋漓尽致的程度。我们中国人对人性的理解达到了淋漓尽致的程度。所以中国历史，就是一部人性演变的历史。学管理就是学如何利用工具来解决战略管理策略过程中的问题，谁学会了使用工具，谁的管理水平就能提高。制约我们使用工具的其实就是一个观念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