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非曲直:长征中的政治斗争》是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书，以纪实手法对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内部政治斗争惊心动魄、扣人心弦的历史进行了全景式的描写，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从幼稚走向成熟的艰难历程。本文摘自该书。

    闪电般的罢官与复职

    毛泽东指挥红军“回兵黔北”，这一仗，总共歼灭黔军王家烈2个师又8个团，成为长征以来最大的胜仗。此次大胜，驱散了土城战役失利的阴影。1935年3月4日，经张闻天、周恩来提议，中革军委决定设立“前敌司令部”统一指挥，任命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

    这，无疑正式恢复了宁都会议所撤销的毛泽东的军职。

    红军，再度成了“朱毛红军”。

    第二天，司令部所发电报，就开始在末尾署“朱毛”或“司令员朱德、政治委员毛泽东”了。

    然而，毛泽东刚刚戴上的“政治委员”这顶“乌纱帽”，没过几天就被摘了下来。这是后来人们很难想象的事实。

    事情发生在毛泽东任前敌司令部政委后的第六天，也就是3月10日。这天凌晨1时许，一军团给在贵州苟坝的前敌司令部发来一份急电:

    (万急)朱主席:

    关于目前的行动，建议野战军应向打鼓新场、三重堰前进，消灭西安寨、新场、三重堰之敌，方法如下:

    1.以三军团之两个团经安底、儿母洞向三重堰前进……

    2.三军团另两个团及一军团之两个团明日协同消灭西安寨之敌。……11日此一、三军团到达打鼓新场。

    3.一军团主力四个团经永安寺、无马口、岩扎于11日到达打鼓新场附近攻击，干部团明日打周浑元敌。

    4.五军团为总预备队，明日由原地出发向打鼓新场前进，限11日到达。

    5.九军团仍旧。

    林聂

    10日1时

    这封电报，显然是林彪的意见。细心的读者也许已经发现，这封电报的抬头只写着“朱主席”，因为朱德是中革军委主席，他为什么不写“朱司令”？这并不像我们今天有些人为讨好领导，在称呼副职上司时把“副”字去掉那样，往高的叫，而是另有用意，那就是要避开毛泽东。如果在这封电报的抬头写“朱司令”，就必然要写上“毛政委”，否则，让毛泽东看了会有想法，而称“朱主席”，“毛政委”就自然不必写上了。这封电报也只有朱德先收到，他收到这封电报，无疑要先有个意见，朱德的意见是举足轻重的，林彪正是看中了这一点，也预料朱德会同意他的建议。

    如果说识时务者为俊杰的话，眼下就是表现惊人之举的时候了。林彪看准了这个时机，他要脱颖而出。因此，他站在中央红军总指挥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如果他的这一建议被采纳，并取得胜利，那么，他就有可能与毛泽东抗衡，最终获取指挥整个中央红军的权力。

    林彪的预料是准的，朱德接到电报后，觉得林彪的建议可行。但朱德办事向来稳重，立即将电报交给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等传看。

    在讨论会上，朱德首先发言，说:“林聂的建议，我们似可考虑。打鼓新场是通黔西的必经之地，如果攻占了这个战略要地，对我们西进极为有利。”

    果然，朱德的意见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大家都觉得林彪的建议可行，同意进攻打鼓新场。

    唯独毛泽东坚决反对。毛泽东并不是因为林彪的这封电报只发给朱德而没有同时发给他而感到不快。毛泽东认为，打鼓新场附近不仅有周浑元、吴奇伟两个纵队，而且还有孙渡的四个旅，如果红军对打鼓新场的黔军实施进攻，那么面临的敌军将不是只是黔军，而是蒋介石在黔的全部兵力，进攻一开始就有迅速被敌人消灭的危险。

    虽然毛泽东再三陈述自己的意见，无奈众人未被说服。在这种情况下，不懂军事的张闻天，就简单地采取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来决定是否采纳林彪的建议。

    毛泽东深知，打鼓新场不是可打可不打的问题，而是关系到红军的存亡。他急了，抛出了“杀手锏”:“你们如果坚持进攻打鼓新场，我这前敌司令部政委不干了！”

    张闻天一见此情，就采取了表决的办法。经过表决，众人不仅采纳了林彪的建议，拟出了给林彪的电报，还作出了撤销毛泽东前敌司令部政委的决定。

    毛泽东从来不在重大原则问题上轻易放弃自己的观点，特别是当他坚信自己是对的时候。回到住处，毛泽东辗转反侧，烦躁难眠，他索性起身向周恩来住处走去，他要再次动员周恩来取消进攻打鼓新场的计划。

    毛泽东刚推开门，周恩来就急着迎上来说:“泽东同志，你来得正好，刚才一局送来情报，黔军犹旅由西安寨退泮水，向打鼓新场推进，滇军鲁旅由黔西火急增援打鼓新场，滇军安旅、龚旅亦进。同时川军和中央军周浑元纵队也在集合。”

    “果然不出我所料，打鼓新场是个陷阱。立即发电通知各军团停止西进，转头向南猛扑贵阳。”毛泽东因势制变，又献上一计。

    在3月11日一早的会议上，进攻打鼓新场的计划终于取消了，同时也恢复了毛泽东的原职。

    这次毛泽东从被撤销职务到恢复原职，仅几个小时，这恐怕是人类有史以来，撤职又复职间隔时间最短的了。

林彪向毛泽东发难

    5月8日，红军到达四川的会理城下。攻城未克，在城郊进行休整、扩军、筹款。

    谁料，在这期间风波又起。

    前一时期，从四渡赤水到北渡金沙江的过程中，红军声东击西，大踏步进退，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部队因连续行军和作战确实十分疲劳，埋怨情绪开始漫延起来。

    到达会理后，这种情绪就以爆炸的方式喷发出来。

    “彭总，现在的领导不成了，你出来指挥吧。再这样下去，就要失败了。我们服从你的领导，你下命令，我们跟你走！”林彪手持电话，表情极为严肃地向对方讲道。

    “遵义会议才改变领导，现在又提出改变前敌指挥是不妥当的。至于我，则更不适当。”彭德怀在电话里拒绝了林彪的要求。

    坐在一旁的聂荣臻，对林彪刚才给彭德怀打电话所表露出来的那种不满，感到非常惊讶，他没有想到林彪胆子这么大，竟擅自煽动撤换中央领导。他禁不住站起身来，质问林彪:“你是什么地位？你怎么可以指定总司令，撤换统帅？我们红军是党的军队，不是个人的军队，谁要造反，办不到！”

    “你不要乱来。如果你擅自下令部队行动，我也可以以政治委员的名义下令部队不执行。”聂荣臻提高嗓门，警告这位年轻的军团长。

    之后的事态发展，聂荣臻在回忆录中是这样写的:

    林彪不肯听我的话。他又写一封信给中央三人小组，说是要求朱毛下台，主要的自然是要毛泽东同志下台。他还要求我在信上签名，被我严词拒绝了。最后，他单独签字送上了。

    5月12日，“三人团”随军委纵队到达会理城郊外一个名叫铁厂的地方，就收到了林彪的这封信，信中写道:

    ……这段时间以来，部队在云贵川边东奔西拐，行军太多，而且走了许多不必要的弯路。部队弄得精疲力竭，这样下去，部队会拖垮。毛泽东指挥部队不合适，建议换一个人指挥，以改变目前的困境。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几个军委负责人不要直接指挥军队，前线指挥最好叫彭德怀负责。

    毛泽东震惊了。他是第二次接到令他震惊的林彪的信。第一次是在“古田会议”不久，林彪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在信中提出了道路怎么走，是走州打府，还是打游击的问题。毛泽东整整花了五天的时间，给林彪写了一封长达六七千字的回信。这就是后来人们所知的那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著名文章。

    其实，这篇文章原来的题目是《时局估量和红军行动问题》，后来为什么改了呢？说来这里面还有一段故事。

    那是后来的1948年初，中共中央宣传部准备出版《毛泽东选集》，这封信也将编入其中，就给当时任东北人民解放军司令员的林彪去信征询意见，他很快回信中共中央宣传部，要求在这篇文章中再不要公开他的名字，并说这样可以“不在群众中引起误会”，避免国外“种种无端的推测”。

    毛泽东考虑到林彪的面子和顾及党内团结，同意将信的前面几段和最后一段删去，并将《时局估量和红军行动问题》的题目改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从此，在《毛泽东选集》里再也看不到毛泽东写长信批评林彪的内容。

    这一次，毛泽东没有这种激情了，而只有激怒。他决定立即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然而，毛泽东又一次宽恕林彪的同时，竟作出了错误的判断。他断定这封信是林彪的语言，彭德怀的思想，认为林彪是在比他年长八岁的彭德怀煽动下写成这封信的。在会议期间，毛泽东严厉批评了彭德怀对中央“不满”的错误。

    彭德怀对这飞来之祸采取了不抗辩、不申明、日久自然明的态度。因为他考虑到大敌当前，应以团结为重，不宜计较个人得失，遂主动承担责任，作了自我批评。他说:“我在困难中有过牢骚，由于鲁班场、习水两次战斗没有打好，也引起对新领导的某些意见，这是不对的。”接着，彭德怀又说:“我们应当坚决拥护新领导，继续北上，与四方面军靠近。”

    彭德怀的话是真诚的，他想用真诚的心去换取毛泽东对他的真诚理解和信任。可他当时没有想到，毛泽东对此事却耿耿于怀，在以后的24年中讲了4次，并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成了彭德怀的罪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