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板的经历不同，他们的“规则意识”也有很大差别。靠自己创业成功的老板，尤其是“中国式老板”，往往“规则意识”较弱，而参加了“私董会小组”的成员，则在这方面形成了与其最大的显性差异。 《财富》（中文版）-- 上一篇文章（《私人董事会那些事儿》）结尾时提及，我们“伟事达中国CEO私董会001组”成立至今已经四年多了，可是我这位“私董会主席”却始终难以确认私董会经历对小组成员究竟有些什么影响，或者说在参与者身上到底打下了何种“烙印”。过去的几个月中，我们小组的部分成员，分别参加了由两家不同的咨询公司组织的中国企业家西方“游学”活动，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参与式研究”的机会，真是“天赐良机”。在接下来的系列文章中，我们将讨论私董会成员这个“实验组”与其他“散户”成员的“对照组”之间的主要差异以及造成这些差异的私董会运营程序、规章制度和背后的价值理念。 “实验组”与“对照组”之间的差异还真不少，而其中最显性的差异，是两者的“规则意识”。靠自己创业成功的老板，尤其是“中国式老板”，往往“规则意识”较弱。这也难怪，要是我们归纳、提炼创业者们的成功经验，恐怕谁都不会把“对现行规则的模范遵守”列为其中的一条。二十余年下来，老在“摸着石头过河”的中国老板们，自然而然地形成了“绕道”、“拐弯”、“不按牌理出牌”等行为特点。近些年的出国游学活动中，老板们有意无意、或多或少地“展现”出这一特性，让组织者们头疼不已，伤透脑筋。不去管吧，诚如中国谚语所言：“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没有纪律，这集体性质的游学活动还真难搞。去管管吧，这些规则意识薄弱的“土豪”，还实在是难以被“管教”。可让我们这两次的游学活动的组织者始料不及的是，这个几乎和中国老板与生俱来的老大难问题，现在居然不成其为问题了。 以守时为例。从游学活动第一天的第一次集合开始，我们这个私董会小组的成员，就每个人都准时准点、掐分掐秒。按理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另一半的“同游”应该受到我们的“正面影响”吧？可是，不然！中国老板的头上注定是“长角”的：有些同游照样随心所欲，我行我素。这下可把我们私董会有些成员的“影响欲”给激发出来了。长话短说，两天之后，我们“迫使”全体同游接受了我们提议的规则：每迟到一分钟，“自愿贡献”“班会费”100美元。值得回味的是，规则一旦建立并严格执行之后，两个“游学团”的情况都一样：在开始的两天内收到两三笔罚款之后，组织者就几乎再也没有机会“创收”了。这里还有两个与我个人有关的插曲。有一次，我在提前几分钟上了大巴车之后，突然发现自己把背包遗忘在酒店的大堂里了。我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去把背包取了回来，但没想到，在车上等待我的是一场“公决”：张伟俊这晚到的两分钟算不算迟到？要不要罚款？行进的车上展开了一场势均力敌的辩论，双方据理力争，互不相让。最后投票表决，认为张伟俊此次不需要缴纳班会费的一方以微弱多数获胜，但大家同意下不为例，亦即，以后遇到类似情况，照罚不误。我因为犯错在前，规则制定在后，侥幸躲过了这一劫。有趣的是，辩论双方的骨干分子，都是我们私董会小组的成员。还有一次，由于酒店电梯故障，包括我在内的好几位同学都迟到了两三分钟。这次我吸取了经验教训，一坐到席位上，立即主动要求大家表决我们这些迟到者是否应该贡献班会费。可能是态度超好的缘故吧，公决的结果让我又逃过了一劫。 “实验组”成员在守时方面和“对照组”成员相比，之所以人人都“争分夺秒”，个个都“斤斤计较”，我推测，是和我们这个私董会小组这几年来的一贯实践有关。我们每次小组会议，说好九点开始，就一定是九点开始，不会推迟到九点零一分。任何人，每迟到一分钟，“自觉贡献”小组活动经费1,000元。这个规矩一旦确立（投票表决通过），就坚决执行，不含糊，不妥协。时间长了，大家“习惯成自然”，就不再需要“强制执行”或“温馨提醒”了。这一守时的意识和习惯，还具有很强的“可移植性”或曰“可迁移性”。在上述的两次游学活动之后，我们小组的五六位同学带着各自的家属参加了一次旅行社组织的海外旅游、度假活动。来自印度洋的导游对我们这些“中国大老板”和“尊贵的太太”们，一开始几乎没有任何守时方面的要求，后来反倒是我们的认真和刻板，“医治”了他在这方面的“痼疾”。最令我欣喜的是，这两年，我发现我们小组成员各自所在公司的高管会议，在守时方面，大多成了我们“001组”会议的“翻版”：说几点开始，就几点开始，拖延时间一般控制在一分钟以内。迟到者缴纳罚款，已成多数公司的“常理常规”，即使老板也不例外。更有甚者，有的公司规定老板迟到还要被加倍罚款。记得多年前，我们在读到柳传志模范遵守联想开会方面的规定，迟到了自觉与其他团队成员一样罚站时，曾经对这位“中国企业教父”的严以律己、不搞特殊的作风感叹不已。如今，就这一点而言，我们这些入了私董会“模子”的“土豪”，不知不觉中，已经与柳传志“并驾齐驱”了。 在用“规则意识”约束自己、限制自己方面，老板不迟到、不早退，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发言、讲话有没有时间概念，能不能遵守预先规定的时间安排，则是对老板们更大的挑战和考验。众所周知，在自己的“企业王国”里，我们相当多的民企老板说话口无遮拦，基本上是想说啥就说啥，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想说多久就说多久。有些公司月度、季度的高管会议，百分之七八十的时间都被老板说掉了，还没有人觉得不正常。我亲眼见到过一个极端的例子：原定晚上十点结束的高管会议，一直开到凌晨两点；加出来的内容在原定的会议议程里根本没有，只是老板临时觉得有必要亲自“给他们上上课，以提升执行力”。在我们的游学活动中，老板们的这一显性特点，也自然而然地呈现出来了。然而，说起话来随意发挥、没完没了的，几乎清一色的都是“对照组”的散户成员，而“实验组”的私董会成员，一般都紧扣主题、言简意赅。为何会有如此差异？说起来也情有可原：我们“001组”，有20名成员，人人都是老板，个个都想表现。大佬在自己的企业王国里信口开河、滔滔不绝，往往没有一位下属敢于阻拦或者提醒；但在我们的小组里，若有一半的成员拿出他们习以为常的一半的说话架势，我们的小组讨论会就要变成老板报告会了。于是，我们小组建立第一天就讨论通过的“约法三章”中明文规定，为了保证每位成员交流发言的义务和权利，我们每位成员都要严格遵守说话的时间限制。这道理大家都懂，每个人说话即使平均只有三分钟，20个人就要一小时。但真要“依法行事”，还真不容易。我们在交流讨论开始前，一般总先规定好这一轮每人说话时间最多是30秒、60秒还是100秒。一开始，不少受了官场影响、习惯从客套话开始的大佬，往往“开场白”还没有来得及说完，就被叫停了。这让一些同学感觉不爽，个别人甚至因此声称要退出私董会：“我这辈子还从来没有这么不爽过！”好在我们顶着头皮，把这个规矩坚持了下来；一两年之后，就再也没有人因为“说话须限时”这一点而痛苦了。有意思的是，我们发现，后来陆续入组的新同学，在前两次的小组活动中，几乎个个都是说话时间最长、超时次数最多的；不少老同学在叫停新同学的过程中，意识到了自己的进步，得到了当“警察”的快感。 这年头，实际上，对我们每个人的自我约束力和控制力考验最大的，可能莫过于手机的使用了。越来越多的人得了手机“强迫症”，以至于网上流行着这样一句发人深省的话：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就是，我在你身边，而你却在玩手机。有人甚至把今日的手机与当初的鸦片相提并论，称两者同样蚕食了我们的热情与灵魂。在西方游学活动中的中国土豪，几乎没有一个是彻底摆脱了这一“恶习”的。但相对说来，在公众场合明目张胆、肆无忌惮地使用/玩弄手机的，“实验组”成员明显少于“对照组”成员。这应该与近几年我们001组的实践有关。我们每次小组开会之前，都以“有助于治疗强迫症”的名义，让秘书手拿托盘，脸带笑容，毫不手软地把每位成员的手机给“没收”了。几年下来，不但小组内再也听不到“反抗声”，而且，看到了会议效率/效益因此而提高的老板们，在自己掌管的公司里，大多也如法炮制了这一被称为“反人性”的做法。 “循规蹈矩”、“遵纪守法”，这只是私董会成员的“实验组”与“散户同游”的“对照组”之间最为显性的差异。那么，隐性的差异又有哪些？造成这些差异的私董会的理论与实践又是什么？敬请耐心等待“下回分解”。